对我国公安情报信息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英国国家情报模式启示

公安情报信息体系建设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工程。我国公安情报信息体系建设应借鉴英国国家情报模式成功的做法,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情报信息工作模式,以整合情报信息资源、提高公安情报信息资源共享水平;建立健全信息警务管理机制,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警务工作效能;按照情报信息流程整合公安情报信息机构,实现公安情报信息活动无缝循环、公安情报信息产品分层供给;加强对情报信息分析与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我国公安情报信息专业化、现代化建设。     

大数据视域下的警务治理转型:理念辨析与路径选择

每一次科技革新,都会引起社会治理的深度变革。数据资源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在此背景下,警务治理要与时俱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解决公安工作中的痛点和难点,提高警务工作的智能化水平,最大限度释放警力,推动警务治理向数据警务、智慧公安转型。     

主持人按语

正当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正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着社会治理和警务执法工作日益呈现出网络化、智能化、体系化、精确化等新特征。以数字化为基、以网络化为体、以智慧化为魂,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建设智慧公安     

智慧公安背景下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要战略。传统的社区警务工作模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社区群众的新期待,也无法适应社会治理新的价值诉求。公安机关应当以智慧公安建设为依托,从完善社区警务顶层设计、健全智慧社区警务机制、夯实合作根基提升合作效能、构建警社合作可持续发展路径等方面,探索构建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     

信息主导警务视角下的大情报体系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警务模式也发生了相应变革,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在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中,情报信息处于主导核心地位,对情报信息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对情报信息进行强度整合、高度共享、深度运用。现阶段大情报体系建设存在信息化建设发展不平衡;数据整合不力,数据质量不高;缺乏动态性、预警性和深层次的情报信息研判等问题。构建适应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的大情报体系,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完善公安大情报体系组织机制,健全情报网络体系;建立大情报体系工作机制,实现警务指挥扁平化：完善大情报体系评估激励机制．确保情报信息质量。     

四川藏区警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

四川藏区自然环境恶劣、警务社会资源稀缺、警务重心相对独特,警务人才建设面临着警力不足、个人能力与警务时空要求不匹配、警务人才队伍稳定性差、警务专才稀缺、警务人才待遇低等问题。应当在回应和吻合藏区警务时空背景前提下,改革藏区警务人才培养模式、调整藏区人民警察招录政策,提升警务人才的核心能力,建立拴心留人机制,以切实推进藏区警务人才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安大脑”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以浙江省平湖市“公安大脑”建设为例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迈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相应的现代警务模式与之相匹配。“公安大脑”建设以系统性变革重塑来构建现代警务机制,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公安机关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公安大脑”建设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公安大脑”建设中职责同构局限、惯性惰性影响、数字化转型挑战等问题,通过强化系统治理思维、完善现代警务架构、打造高效共享格局、聚焦实战服务功能,切实找准建设实施路径,从而以系统性变革重塑来持续推进警务数据融合建设,加强业务流程融合、能力手段集成、组织机构重塑,提升塑造变革能力,真正打造变革型组织,实现最优警务效能,形成组织架构扁平高效、资源配置科学精准、警务运行协同顺畅、基层基础稳固坚实的现代警务新体系。     

公安民警工作实绩智能考评体系构建思考

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不断深入,公安警务机制发生深刻改革,传统警务正向现代警务加快转变。针对当前公安民警工作实绩考评体系不健全、岗位特点不突出,考评系统的设计缺乏数字化改革下“整体智治”的理念和方法等问题,探索建立多维度、全面系统的警务绩效考评思路和统一标准、分类考核、全程管控的公安民警工作实绩智能考评体系,以适应公安机关机构改革、职能转型和警务效能提升。     

基层公安构建现代警务模式组织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以上虞公安为例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构建现代警务模式组织体系是落实党政要求和群众需求的必然选择,是顺应形势变化和迎接机遇挑战的必然结果,是丰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途径,对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虞公安抓住"信息更灵敏"这一核心,不断深化情指行一体化改革;围绕"基础更夯实"这一目标,持续抓好派出所警务机制改革;树立"打击更专业"这一导向,强势推进刑侦体制改革;聚焦"处置更高效"这一要求,全面提档街(路)面勤务机制改革;强化"督导更扎实"这一关键,切实推动改革细节落地落实。针对当前警务模式组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需要以"体制不变、党建统领,机构虚拟、实体运作,强制入轨、资源集聚,政策激励、浓厚氛围"为总要求,通过坚持党建统领、深化能力建设、强化作风建设、落实全面保障四大举措,实现公安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现代智慧警务体系的构建

现代智慧警务体系的构建是时代的要求,是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改变传统警务的局限,把大数据用于公安实战,推进大数据与公安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从大数据推动公安工作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大数据对于打击高科技犯罪、服务社会民生、增长公安警力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当下实际存在的思想观念的落后、应用中的不平衡和保障不力等问题,从而用改革创新的理念构建现代智慧警务体系,用统筹兼顾的理念构建现代智慧警务体系,用科技主导的理念构建现代智慧警务体系。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