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郎咸平教授引发的对国企改革的质疑 风波日渐平静,与主流纸媒或弹或赞的大 力跟进、电视媒体别具意味的沉默不同, 网络上的声音显露出明显的情绪化和倾向 性。 不容否认的是,郎咸平对中国主流经 济学家的极端不敬,尽管暴露出令人不舒 服的炒作天赋,却得到了普通民众更热烈 的欢呼。主流"精英们"斥责舆论环境的 恶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无知的"群氓"。     

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经常受到不切合实际的指责.如果国有资产增长快了,利润率大幅提高了,会指责你是"国进民退",挤压了非公经济,甚至说你是明盈实亏;如果利润率低了,说你低效率,国有不如私有,主张"国退民进".最近看到有人用统计数字批评国企:"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3万亿元,是10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并运用了一些数据.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论断.     

改革不停步

记者翻看了全国政协截至3月6日收到的近千份提案,发现今年关于国企自身改革的提案很少。更多的是关于国资的提案。比如韩方明委员关于正确选聘能够忠实代表国有资产出资人利益的外部董事的提案,朱佩玲委员关于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提案,姜笑琴委员关于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的提案等。民盟中央关于防止国有资产以折旧方式流失的提案中更是指出,据估计,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360亿至720亿元。自从郎咸平揭开盖子,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日益激烈。从2004年底开始,国企MBO改制基本上被冰冻起来了,虽然2005年4月份国资委在…     

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

7月盛夏,SARS过后,著名的财务学专家郎咸平教授也就开始了他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飞机来来回回的学术历程。 “SARS期间的几个月,我有一段完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资产纠纷问题,现在正是和公众分享我的     

改制的目的与希望

一段时间以来,国企改制的问题都是媒体讨论的热点。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像调查通裕集团改制那样近距离地、细致地去观察那个漫长的过程:从一个集体企业艰辛的成长历程,到一夜之间它戴上“红帽子”,而当它刚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份制重组之后,紧接着又面临“国退民进”浪潮中的民营企业收购,之后则是命途难测。而整个过程中间所穿插的工人们艰辛的维权乃至取证工作,更令人唏嘘不已——他们无法奢望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而法律的力量有时又是那样微弱。在调查通裕集团改制的过程中,记者希望找到问题的些许症结所在,但后来发现扬州国企改…     

郎咸平:探寻改革的公平起点

郎咸平以咄咄逼人的挑战者的姿态,直指大陆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中,国家财富被大规模"暗箱操作"的现象。这场大争论,使中国20年的市场化历史进程被重新检视,使剧烈转型的中国的公共利益边界,开始廓清。     

再厘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需要警惕的,是防止打着改革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把少部分人的利益倒装到另一少部分人口袋里去的做法。在今年的"两会"上,一如往常,又能听到诸多批评国企的声音,垄断、腐败、不分红等等。当然,批判之余也有辩护,比如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国企是科比"说。     

争不清的国资与民资

2008年中央政府以4万亿"救市"以来,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就不绝于耳。由于近一段时间以来热点繁多,这个话题显得沉寂了,但是新近出台的又一轮1万亿投资,很可能再将这个议题带回舆论的中心。批评"国进民退"的人很多,而国有企业一方的反击很少听到。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这么说过:"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李荣融此言说明一个问题:国资与民资谁进谁退的问题有被学界意识形态     

郎咸平:进口粮食,农村也能富——郎咸平访谈

著名学者郎咸平日前在接受记者访谈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土地流转的下一步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大部分中国农民要从种植农业中脱离出来,转移到工业部门和高附加值的农业部门。而这个时候,没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中国粮食要被进口粮食所取代。《南风窗》:假如中国的农民向工业化人口转移,中国庞大的人口     

来信

<正>1 1997年我曾参与县国企改革。作为破产清算领导小组成员,现在感到既欣慰又愧疚。那次改革之后,举目之下,这个西部县只剩寥寥几个资源型与行政垄断型国企。企业破产后的果坏账全由银行埋单,地方政府扔掉了沉重包袱。还有偷着乐的一群,偷梁换柱般掳走了颇有价值或带有公益性质的企业。随后发现,"盛宴"之后民众为公共产品付费更多,     

郭美美:失焦的慈善公敌

无论如何,将对社会的种种不满,发泄到一个又一个个体身上,都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无论多么大的丑恶,对其批判和惩罚也都应该止于合理的范畴。在沉默了近一个多月后,郭美美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在其登上某时尚杂志,并贡献一组时尚大片后,触发了媒体是否"助纣为虐"的反思潮。3个月前,这个90后在微博上"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认证掀起了一场慈善危机,此后郎咸平的     

TCL远洋之行

在2004年的早春,中国企业界和舆论界突然感受到,不仅仅是TCL及其董事长李东生将为以下三个瞬间的光辉而灿烂:之一,2004年1月28日的法兰西,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理的注目下,李东生代表TCL与国际老牌家电品牌汤姆逊签订组建全球最大彩电合资企业的协议,TCL控股67％。之二,1月30日,在深圳股票交易所。"TCL集团"整体上市,李东生及其管理团队凭借各自所获得的企业股份,瞬间成为亿万富翁。之三,2月16日,在香港,《财富》杂志亚洲版的     

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

仅仅靠政府的大基建投入,绝不可能迎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尽墨时刻的腾飞。在非公经济可能再一次被时势所淹没的境况下,执政者是否应当在容许国退民进的领域做出长治久安的规划,以涤清民营资本的惶惶之心?     

王巍:为国家战略正本清源

在中国政经思潮激烈交锋的年代,王巍以正道商人的直言勇气,和一个并购专家的专业素养,对巨额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第一民企"德隆崩盘于"宏观调控"等政经大事件,作了严谨与尖锐的批判,极具时代价值。     

港媒看十八大代表

香港《文汇报》近日刊文称,国企改制10年至今,近四成央企步人世界500强,奏响中国经济最强音.与10年前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全国党代会时相比,本届央企系统(在京)的十八大代表人数亦增加近三成,央企系统出席大会的全国代表总规模已逾百人,构成十八大代表中企业界的"国家队方阵",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一轮国企改革:守旧与冒险

<正>不管是行政层面还是国企管理层层面,都对国资改革小心翼翼,加上"习李新政"猛刮的反腐风暴,这一操作面临的风险不小。风险的主要来源即是外部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企业内部民主程序的不完善,在这些"基础性工作"完成之前,国资改革将走向何方,依然不好把握。     

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实力地位变化是影响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起伏的重要因素。当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未受质疑时,中国与77国集团拥有共同的理念和利益,因而能有效合作。当中国的发展国家地位受到质疑时,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会逐步弱化进而导致合作走向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成为与77国集团合作发生逆转的关键时刻。研究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中国实力地位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由紧密走向松散的转折点。尽管这一合作尚未完全解体,但未来将面临更多挑战,更难以回到2008年之前的合作状态。     

还原海尔

美国《商业周刊》对海尔“国际化”生产的质疑,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海尔经营状况最严厉的批评。尽管在这之前,国内媒体已经试图从“神化”海尔的惯性中挣脱。不容置疑的是,国人一直对一个在无数光环下更真实的海尔,同样怀有了解的渴念。 本刊特约记者经过青岛等地一线的调查和采访,对海尔尝试做一个“还原”。这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真实、健康的海尔,超过需要一个“神化”的海尔。 我们还原海尔,绝非要否定海尔。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本土企业之一,海尔品牌、海尔管理、海尔文化、海尔经验都是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希望的是,海尔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变,勇于直面自己,勇于挑战和进一步超越自我。因此,进行清晰的自我观照就成为一种必要。     

从一国两制到政治包容

香港回归之前,笔者还在布鲁塞尔担任常驻记者。有一次在北约总部采访时,英国驻北约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包括香港回归之后与中国内地的关系。这位官员向我提出了两个十分悲观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普遍,那就是,英国撤离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自由走向终结之时,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容忍任何政治异己";第二个观点     

媒体

01国资委的帝国(?)《经济学人》11月12日当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WTO,很多人希望这将遏制其国有企业的权力。10年过去了,它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美国国会10月26日公布的报告抱怨中国国企所享有的不公平的优势,并感叹中国正赋予它们"更突出的作用"。事实上,在从电信到纺织诸多行业,通过选择性强制执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