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不足及修改建议

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滋生繁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危害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制定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仍然存在着“未能就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进行补充”、“对商业贿赂犯罪中‘财物’的界定范围还不宽泛”等不足之处，应予以改进。     

恐怖活动与极端主义犯罪认定之困境与出路——《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解读

《关于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不仅有效衔接了《反恐法》与《刑法》中涉恐条文、明确犯罪认定标准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犯罪竞合时的罪数适用标准,而且规范了办理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程序,并完善了相关部门工作机制。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有重复评价过往行为之嫌、不当扩大帮助犯处罚范围以及持有犯罪中主观认定标准失之偏颇。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体系性解释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的陆续颁布或修订,逐渐形成了以刑事法律为强制力保障、民事法律法规作为规范性引导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体系。基于这一体系理解《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发现刑法规制的“高利贷”是“经营性高利贷”,而非所有“高利贷”,进而认识到一年期LPR四倍与36%之间形成了“违法利率区间”。文章对其中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特殊数量要件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对关系着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实际年利率出现的不同计算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应当依照“实际支配说”进行理解适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效益分析--兼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经济学认为,成本效益问题存在于人类所有的理性活动中.对犯罪行为的制裁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制裁门槛,加重原有法定刑幅度,势必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运作成本.因此,<解释>既有积极意义更有局限性.从比较法视角分析,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安排无不以经济利益为考量.刑法的保护不仅要激励发明者的动力,也必须考虑刑罚的成本效益关系.     

非法证据界定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探析——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近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逐步确立完善,但是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始终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该规则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完善.新规定虽然亮点很多,但仍有缺漏,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不够完善,法官对此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如何规范这一裁量权的行使,并从法院审判的角度加以完善,对于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关于信用卡诈骗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的思考——对《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与反思

随着信用卡产业的高速发展,信用卡领域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信用卡诈骗犯罪也日趋增多。我国作为全球新兴的信用卡市场,各种信用卡诈骗犯罪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严重扰乱了我国的信用卡管理秩序,影响了信用卡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危害了广大持卡人的财产安全。我国刑法第196条及刑法(修正案五)对信用卡诈骗犯罪做出了相关规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信用卡诈骗犯罪处罚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但是,随着信用卡诈骗犯罪形式的不断翻新,目前关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仍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刑法理论研究领域中仍有诸多争议问题值得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也就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认真解读并具体适用。     

论扒窃行为的独立构罪——以“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背景

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之后,对《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几种盗窃类型做出了具体的条文解释,为进一步准确适用盗窃罪奠定了法律基础。解读2013年新司解条文,扒窃行为能够独立构罪,突破了盗窃罪传统数额犯的藩篱,但2013年新司解中对扒窃的解释在整个盗窃罪体系中仍旧存在着定位不清晰与界限模糊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扒窃相关问题的厘清,希冀对实践中具体适用扒窃入罪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疑难问题研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其中并不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但对这种情况应具体分析 ,不能一律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理。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且只能是直接故意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从公私法区分的角度

已有观点对于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认识,囿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其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然而,对于此问题应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不是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别代表了“公”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名的认定问题

如何区别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的"货物"与"物品",应以是否用于销售作为标准;行为人一次性走私不同对象,应遵循"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应从立法上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名进行完善.     

对两种非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思考

刑法中规定的两种非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即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执法中应正确把握它们的界限,这是严厉打击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关键。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问题探讨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客体是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客观方面包括“暴力、胁迫”行为和组织行为,组织行为的对象和“暴力、胁迫”的对象具有同一性。采用暴力、胁迫方式进行组织的,以及在形成组织控制状态后的过程中对不愿乞讨的残疾人、儿童实施暴力、胁迫的,均构成犯罪,且无需把被组织者限定为3人以上。犯罪主体原则上应包括残疾人、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内。     

浅析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宽宥的量刑态度,符合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减弱的客观情况,既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又是中国法律“恤刑”传统的表现.     

论走私罪及其立法完善

本文在回顾我国关于走私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之后,对现行刑法走私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尤其是对走私罪的客观要件做了全新的论述。文章最后对我国走私罪之刑事立法的缺陷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完善走私罪之立法的具体构想。     

假冒注册商标罪若干问题思考

文章研究了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并对本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两点建议。文章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罪过形式只有直接故意一种,“以营利为目的”不是成立本罪的必要条件;应以经营额而不是销售额或营利额作为“情节严重”是否严重的标准;本罪中的驰名商标既包括已注册商标也包括未注册的商标;应将情节严重的反向假冒行为和影射商标行为增加为本罪的罪状。     

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

犯罪预备形态是犯罪未完成形态之一,其基本特征理论上几无争议,但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的区别理论上仍然有不同的认识。对此进行评析,以图厘清三者的界限。     

罪责刑相适应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将刑法第5条的规定视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这种理论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与误区。首先,在提出的背景上,其曲解了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的内在关系;其次,罪—责—刑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再次,其对罪刑相关因素的内涵界定存在着自相矛盾;最后,其加剧了刑法功能的冲突升级,并最终肢解了刑法功能。从维护我国刑法学体系协调的立场出发,应当终结罪责刑相适应理论,重新回到罪刑均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