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政策议程转型

在改革攻坚阶段提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持续获得合法性资源。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合法性的获得最终要落实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第一个步骤 ,在整个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决定着什么问题将会进入决策领域并转化为政策输出。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公民走向非政治化以及全球的治理要求和趋势 ,促使我国的政策议程由原来的正式议程向公众议程转型。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     

议程交互:传媒政治方法和目的的统一

通常用于解释传媒政治的议程设置论有其先天的缺点,即传者中心,不强调交互.有必要在分析议程设置论的主要缺点的基础上提出"议程交互论",因为,传媒政治的方法和目的统一于议程交互.因此,要重视和研究公众议程,培养公众表达自己议程、理解政府和媒介议程的能力.     

国际媒体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安全化的视角

根据传播学5W模式和框架理论,媒体的信息传递过程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化实践过程极其相似,国际媒体可以成为安全化实施主体,对国际议题进行安全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媒体可以成为国际安全议题的"幕后推手",使某项公共议程的问题上升为安全议程的议题。从建构主义安全观的安全化理论出发,由于安全化实践与媒体的信息传播过程在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传播原理两个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国际媒体作为安全化实施主体对非传统安全议题具有建构作用。     

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范式革新

德罗尔将政策科学转变视为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和转向。政策议程设置是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视野的首要环节,是根植于宏观政治发展和社会图景的重要命题。网络社会和现代化发展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转型之窗。政策议程设置的新研究范式基于网络社会、现代化和政策议程设置的正向谐变逻辑,以网络社会和现代化为突破口,代表了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新趋向,本质上是对政治发展和社会流变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探讨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有效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成为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得不解决的课题。文章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契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内容更新的滞后性、受众需求的片面性、传播方式的单一性、捕捉时机的偏后性四大问题,进而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从议题选择的生活化、时机把握的精准化、传播方式的互动化、导向需求的现实化和传播平台的多样化五个方面开拓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的路径,进一步证明了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来指导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理论价值。     

政治安全: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议程的新拓展

安全是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基本人权之一,维护国家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明确将政治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核心范畴,这大大拓展了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研究议程。政治安全意味着国家政治体系不存在颠覆性威胁,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且呈现治理良好的状态,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体现。为了搭建政治安全研究平台,需对政治安全的科学内涵、核心要素和主要特性做出初步研究,以期引发学界同仁更加深入的讨论。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理论阐释、生成逻辑与实现机制

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下,政策议程设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础性环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场域。“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实践展开,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人民利益表达、政策问题识别、决策共识凝聚等重要治理功能。作为一种“完成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升华的历史逻辑,从“人民同意”到“人民满意”的合法性构建的理论逻辑,从“局部”到“全过程”的人民主体地位确立的实践逻辑。作为一种“进行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还应当在治理话语层面,遵循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建构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问题识别机制、政策共识达成机制和政策责任追究机制,更好地实现其治理效能的转化。     

试论社会党国际议程设置对苏东国家剧变前后的影响

苏东剧变时期,社会党国际议程设置变化对苏东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期间,社会党国际遵循议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根据苏东国家发生变革的基本情况设置议题,以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为手段进行一系列影响苏联、东欧的变革,并通过影响这一地区人们的认知来促进苏东各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演变。社会党国际根据议程设置的基本要求,以派遣使团、经济援助等方式,影响苏东各国共产党。在此背景下,苏东国家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现象不断出现,社会党国际成员在此期间数量不断增加,对苏东剧变以及以后的国家转轨进程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全球门户”倡议的提出,欧盟在全球互联互通领域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欧盟互联互通战略出现显著的“泛安全化”趋势,即:互联互通产品内容扩大化,强化对互联互通产品投资的安全审查,突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同中国争夺话语权等。中欧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有着较大的互补性,但在欧盟互联互通战略“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双方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进一步加强中欧合作需研究好“全球门户”倡议的进展,与欧盟的合作应逐渐从“少而大”的项目模式转向“多而小”的项目模式,积极促进双方的经验交流和分享,利用好现有的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运输领域特别是中欧班列的作用,客观看待美欧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大众化与国家政治文化安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30多年来聚焦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然而,在话语内容及传播媒介上却被圈在学者的象牙塔中,淡化甚至忘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大众化。大众缺乏系统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政治安全的文化基础。大众中流行的通俗政治学话语,或者来自儒家,"以儒驱马"和"以儒代马",提倡乡贤政治或贤能政治;或者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影响,以不完整的自由主义来解释日常的政治问题。这就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直接威胁和损害了国家的政治文化安全。遏制和消除威胁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不能主要靠话语过滤和渠道防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大众化才是有效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并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的利器和法宝。     

我国水资源安全法律对策研究

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国家生存发展的保障。水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之一,其安全问题事关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兴衰。目前我国水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制度严重落后于水资源发展现状,体系构建不够科学,水资源安全技术领域、管理制度领域运作机制不够完善,使得我国水资源安全不能得到法律保障。当前,我们要建构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水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框架模型,完善并加强现有水资源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保障我国水资源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实现。     

以大视角引领国家安全

刘亚洲在8月31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须从总体安全的大视角加以研究解决。这种大视角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某一领域的局限,特别要注意那些各领域之间交叉关联的边缘问题。这些边缘问题往往反映了国家安全的“短板”,难度很大,价值更大。     

从传播到预警：智媒时代的政治安全风险探赜

智能化媒体及新兴的元宇宙传播趋势下的政治安全风险,已经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智能网络技术的进步导致“算法权力”的无序扩张,政治安全风险传播呈现出多重趋向。美西方国家的数字霸权、话语霸权从外部侵蚀党的执政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算法黑箱、算法偏见从内部破坏社会治理安全和社会舆论安全。鉴于此,在实现政治安全风险传播趋向与监测预警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加紧构建政治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的运行逻辑、指标体系和预警程序,推进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国家安全面面观

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也都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国家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历史、地理、文化、人口等在内的综合体,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人口安全等在内的综合概念。当前,从全球来看．世界格局突出表现为“一超多强”——美国“一超”,欧盟、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多强”：就中国而言,内部不安定因素主要是“三独一邪”——台独,藏独,疆独和法轮功邪教。如此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安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隐患? 下面,让我们一一盘点。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论政治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双重效应

政治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重要一维,具有民主价值普世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政治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政治关系主体多元化等特点。政治全球化能够促进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进程,加速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推进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同时,也会造成“民主困境”和“主权困境”,导致政治领域非政治化,非政治领域政治化,引起非民族国家化倾向,给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

建国以来,共产党通过建构组织网络体系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治步骤,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介领域的国家化与制度化,最终完成了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被证明是低效的,从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的诞生。即便如此,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诉求,“乡政村治”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总趋势。     

加入WTO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尽管WTO是一个世界经济组织,但其中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某些问题的分歧和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又往往是以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加入WTO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意识形态、民主政治、政府管理、社会稳定等几个方面对我国政治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着重探索加入WTO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其对策。     

大数据背景下国家政治安全机制研究

在大数据背景下,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元,即涵盖物理世界、精神世界、网络数据世界"三位一体"的新型政治安全观。文章从探讨大数据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出发,阐述了政治安全的新时代特征,研究了政治安全生成变化的客观机理,并基于大数据的巨量性、多样性、价值性和变化性,构建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全方位预警监测、全系统协同合作、智能化管控、可持续化保障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