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信任战略与美国网络安全的现代化

零信任是一种专注于资源保护的网络安全范式，其前提是信任永远不会隐式授予，而是必须持续评估。这一安全范式是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应用场景的拓展而产生的。零信任架构的核心原则是通用身份验证、访问分割、最小信任授权、加密无处不在以及持续监控和调整。美国政府加速推进零信任战略，既是美国传统网络安全系统失能、网络安全理念和技术迭代的要求，也是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美国国防数字战略现代化的需要。美国政府加强基于顶层设计的网络安全宏观布局，明确实施零信任战略的关键事项，并确立了联邦政府推动零信任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零信任安全框架的核心领域是关键基础设施、国家安全系统和国防系统，美国确立了以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为轴心的推动零信任布局的“全政府”架构。零信任不仅仅是技术的转变，还是一种文化。零信任架构从以网络安全为中心转向以数据安全为中心。零信任不仅是网络安全防御战略，也是进攻战略，即在稳固自身安全的同时，无所顾忌地向对手发起攻击。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攻击性的增强，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政府机构、企业、网络安全工作人员须共同努力，打造中国自主可控、安全便捷的现代化网络安全体系。     

“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呈现“北约亚太化”态势。“北约亚太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欧洲盟国协调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战略目标、以强化与亚太伙伴国家关系为主要手段、实现亚太与跨大西洋的安全联动。当前,对于“北约亚太化”的认知分歧主要聚焦于其属于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通过比较分析联盟转型与扩员的条件,可以发现“北约亚太化”的实质是北约将联盟空间拓展至亚太地区,推动联盟转型。尽管北约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间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利水平有限,这使得“北约亚太化”难以发展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扩员。“介入亚太”已经成为北约的长期任务,会对中国周边安全、亚太地区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建立与完善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妥善应对“北约亚太化”。     

也论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隋唐与韩半岛的关系为中心质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

本文对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作了简单的回顾，并以隋唐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各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古代的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礼义)体系”，指出：在本质上，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并无不同，都是以“力量”和“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力学关系和力学秩序。因此，在当今的东北亚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抛掉所谓“大国风范”这样的心理包袱，以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在冷酷的国际或区域性竞争中冷静而果断地追求我国的现实利益。     

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的潜在冲突与解决

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着特殊意义。目前，东北亚的稳定是以美日主导的权力结构为基础，对东北亚来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均势或霸权下的稳定预置了中国的“崛起困境”及潜在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培育高度的政治信任和构建有效的国际机制，是东北亚各国跨越现实主义思维，理性面对中国崛起，消弥潜在冲突的最佳选择。     

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与中国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十大报告就中国外交的原则和目标做出了战略性论述，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变局下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世纪之问”，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指南。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智慧。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外交承担着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需要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不断地“铺路架桥”“化危解难”，持之以恒地为中国扩大商贸联系、稳定周边关系和提升中国影响力“开拓进取”。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还需打破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美国建设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地位将不断提升，这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治理基础和战略保障。     

新安全观实践:中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政策及其影响

建立信任措施是一种实现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安全制度。冷战后中国政府在东亚地 区积极推动新安全观, 与东亚国家之间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建立信任措施, 把中国传统的和平外交 原则逐渐具体化为新的外交实践, 结果加强了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有利于化解“中国威 胁论”的消极影响, 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发展呈现三大走向,从次级层次的合作向以战略性合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合作领域和项目由分散走向集聚,合作方式在多边和双边层次上并行推进。2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海洋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推动新一轮海洋合作之际还需关注困难和挑战,如政治上的信任赤字、有限的合作层次、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消极被动的单向行动等问题。推动海洋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增强互信、化解分歧的共同要求。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在合作共赢精神指引下,努力使海洋合作成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支柱。     

俄罗斯远东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众多的中国人在那里经商、兴办实业、承包土地和工程，并为当地人提供工作岗位。他们推动了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俄罗斯人的信任与尊重。     

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由于日本对钓鱼岛的长期实际控制，以及日方得陇望蜀的野心不断膨胀，使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正值各界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迈上新台阶之际，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底线，意图“购买”和“国有化”钓鱼岛.     

菲律宾经济起飞略论

自马科斯倒台以来，菲律宾经济发展长期陷人停滞，这个曾经有过“东方小美国”、“东方纽约”之称的国家从此一落千丈，被周边邻国纷纷赶超，逐渐沦落为“亚洲病夫”。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以反腐为切人点，试图重建政府信任，推动经济发展，以改变菲律宾落后面貌。本文主要围绕菲经济能否起飞展开讨论，分析菲推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根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在加速推进世界“政治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友好第一”的对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行一条以遏制中国发展强大为主流的对华政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发展与台实质关系：政治上，突破“民间外交”限制，推动日台官方关系升温；经济上，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军事上，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国际交往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这既有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其长远的战略图谋。     

韩国“HAN”文化与韩流关系之考察

作为韩国文化精髓的“HAN”和韩流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断补充和完善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以风流自然开放和合的文化哲学精神为基础的“HAN”文化，不仅对韩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在当今文化产业时代发挥其巨大能量。韩流现象生之于韩国文化的优秀性以及将此在艺术上进行升华的创造力上，它以后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动力及前景

自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不但成功巩固了国家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领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最为活跃的中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奉行以巩固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战略,通过建立睦邻友好信任带的“近邻外交”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远邻外交”,拉近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着“沟通者”和“调停者”角色,积极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倡议,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作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成功、外交最为活跃、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刍议柔性外交：中国外交形象建构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外交实践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形象由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刚性形象与建立在吸引力与亲和力基础上的柔性形象所构成，从主客体塑造的角度存在“自塑”与“他塑”形象之分，从国内外公众认知的角度存在内外形象之分。建立在跨学科多元理论基础上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是外交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彼此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紧密关系。实力外交、国家身份与话语传播分别是外交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方向依托与桥梁媒介。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需要加强“外交形象学”的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掌握对实力外交、大国身份的叙事主动权，以“柔实力”概念超越西方软硬实力二元区分的困境，以大国和平负责任社会性内涵超越单一的权力性内涵，大力发展媒介化公共外交，建构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只有充分把握与协调好“实力—身份—话语”的三维互动机理，以实力为基础，以身份为依托，以话语为媒介，从“三维一体”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塑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外交形象。     

人文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俄罗斯、中亚为案例的研究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中国继续发展所需的动力，也是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构想。作为沿线国家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反应具有理解支持与疑虑担忧共存的特点。它们肯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积极意义，但也对建设目标、实施方式以及实现后果等提出了疑虑。这些疑虑固然具有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对中国及其政策的全面客观理解。缺乏理解和信任，即使有利益的驱动或制度的制约，也不能保证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通过加强人文合作来增进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理解和信任、实现“民心相通”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创新者转变。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在物质层面给参与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观念层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体现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与国际社会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更加坚实的理念基础。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别尔嘉耶夫：主体自由观的别样解读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自由观，有“理性自由”和“意志自由”之分。“理性自由观”从主体认识论出发，建构了以“理性”为基础和核心的自由观，其代表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观”从存在本体论出发，建构了以“意志”为基础和核心的自由观，其代表是叔本华、尼采。别尔嘉耶夫从人格主义出发，建构了以“个性自由”为基础和核心的自由观。别尔嘉耶夫的“个性自由”，与“理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有认识取向与伦理取向、单一性与完整性、服从与创造、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共同应对内外挑战 努力维护“中心地位”——东盟2022年回顾与2023年展望

2022年，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持续肆虐，乌克兰危机升级，东盟面临一系列内外风险和挑战。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东盟：共同应对挑战”为主题，以推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建设为核心事项，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构建以人为本、共同发展的东盟共同体，维护东盟统一性和“中心性”。这一年，东盟多次派特使访问缅甸，积极推动缅甸和平进程。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成为第11个东盟成员国，实现东盟扩容。经济上基本克服疫情影响，重视旅游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强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对外关系上积极应对大国博弈，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合作，将东盟与美国、印度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成员国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努力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外交网络。展望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以“东盟事务：增长的中心”为主题，聚焦东盟内部事务及经济增长中心两大方面，加强东盟能力和有效性、维护东盟的团结及东盟中心地位，促进东盟经济发展。东盟将共同应对国际形势中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