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一事一议":历史形成、制度缺陷及完善路径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让广大农民分享公共财政阳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组织又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后,"一事一议"便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形式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无奈的制度选择,明显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尽科学、实施成本过高、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缺陷.在现行体制下,只有合理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事权范围,不断完善"一事一议"的有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一事一议"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村级"一事一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一事一议”制度,在具体实施当中面临很多问题。只有提高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强化民主监督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坚持量力而行,做到规范操作,才能真正发挥“一事一议”制度的作用,建立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     

析“一事一议”的规则设计——基于博弈论视角

"一事一议"制度在农村实施以来,尤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具有"一次性博弈"的典型特征。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构成了长期合作博弈环境,农村公共产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实现合作供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重新定位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改进"一事一议"规则,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     

湖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调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涉及三项关键因素:财政投资、城乡统筹和农民参与.湖南农村在探索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的主要经验,一是整合支农资金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方式;二是镇村同治--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一事一议"--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主体.     

基于话语理论下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完善对策

话语理论倡导"一些人的对话",鼓励多元利益主体在"公共能量场"中展开平等而开放的对话.当前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与话语理论的核心理念有着内在契合性,是基层民主决策的崭新模式.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操作中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积极探求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促进"一事一议"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供给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参与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自治组织兼政务、村务于一身,决策与服务存在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等,不少村民自治组织不愿意与村民同心共事,更乐意与乡镇权力“合谋”,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不过,村民自治制度仍不失为村庄治理方面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它,该制度就肯定能发挥其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与村级组织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初探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是指财政如何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来说，关键是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投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既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财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本文结合实际，以农村村级组织“一事一议”问题为例，就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作出探讨。     

村民自治的最初诱因：非集体化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失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作制度向非集体方向的变迁,集体经济大多难以维系。广大农村地区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农村公共财政也因而日渐萎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不断恶化。如何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急迫的问题。本文表明,如果说最初“村委会”这种组织形态的出现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自发反映和创造,那么,村民自治制度则更多地是国家为了解决非集体化改革后农村社会的失序、管理上的“真空”和农业基本建设、农村公益事业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问题而主动作出的制度安排,与自治价值、民主追求关系不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最初诱因,是国家为了解决非集体化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三大问题,其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供给机制和各级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单一等。因此,应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顺序;厘清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鼓励与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参与,形成多元化供给格局;实行大村庄制,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实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进: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在公共财政加大投入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运用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有关理论,以一个新的视角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进的可行性问题,发现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具有制度创新的可行性.     

农村青年互益组织发展的功能与局限——滇南良心寨村“弟兄协会”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通过内生型组织为村庄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受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制约,内生型组织并非农村社区治理的万能妙药。以滇南良心寨村青年互益组织"弟兄协会"为典型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个体化和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弟兄协会"在为农村社区供给公共产品和为其会员提供非公共产品的同时,受制于组织规范缺失和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弟兄协会"的组织发展呈现出双重性,功能面临发展悖论,发展陷入结构性困境。这为通过挖掘和培育农村内源性力量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和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论构建需求主导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以来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的供给模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而构建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要坚持两个方向：一要走民主化的路，这要求我们继续完善和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二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在于保障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畅通表达；而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则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决策、执行、管理提供专业的分析、评估，保证供给的科学性。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

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是发达国家的施政纲领和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对此,许多国家建立起了现代财政均衡制度以保证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较均等的公共产品。在我国,随着税费改革的施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本文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探讨了县乡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逻辑以及路径选择,希翼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所裨益。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调、供给机制有失公平和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症结———政府职能的“错位”、“缺位”和“越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完善为视角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关键是在不同层次找到适合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一事一议制度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已经在推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一事一议协商民主实践中普遍面临着议事主体、制度供给与结果执行等方面的困境与难题,这既使得一事一议协商民主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应有优势和功效,也使其陷入制度化发展的困境。培养和提升议事主体理性协商意识与能力、完善制度机制与体系、与农村其他制度形成互为支撑和协同发展格局是优化一事一议制度,进一步激发其潜在优势和效能从而推进其制度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有效途径。其中,培养和提升议事主体理性协商意识与能力是一事一议制度化推进的基础性工程,完善一事一议议事制度和机制是其前提和关键,与农村其他制度协调发展则是其有效展开的空间和平台。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补齐农业农村短板的关键就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但是补短板的主要手段,而且是去产能的重要途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质量较差,偏离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表明农村公共产品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任务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整合农民需求意愿。重点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部分供给过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较低.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治理模式、供给主体和筹资渠道.借鉴西方地方治理理论,对于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为: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