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族属研究的个案思考

考古人类学的族属研究注重考古学文化问题,其关健在于理解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人群集团的历史真实。应用"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族群"和"根基小族群"概念分析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的族属问题,关注族群的构建过程,可以建立某种识别判断"根基小族群"性质遗存的操作模式。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民族旅游在云南旅游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 ,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 ,甚至比以往更强烈 ,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云南的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得以不断展现 ,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     

“族群热”：青少年流行时尚的文化解读

近年来，“族群”文化凭借其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热浪。“族群”文化具有以青少年为参与的主体、表征的时尚性、反叛性与娱乐性并存、“小众化”流行的总体态势、与消费文化紧密结合的特征。“族群”文化的风行既有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动因，也有来自社会的客观因素，应关注青少年“族群”文化现象并对其因势利导。     

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族群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社会分类,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与文化反应,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文化分析的维度,分析族群认同的社会特性以及在社会互动与民族-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对两种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探讨如何在承认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协调社会成员多重身份认同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     

客家文化——极具特色和活力的族群文化

客家是中国古代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向长江以南迁徙的汉族人形成的一支。客家远祖有许多名门望族,自东晋始,经历代战乱、灾荒,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山区,特别是宋室南渡时期,受金兵南侵、元人入主的影响,不少中原书香世族大量迁往南方的深山野林。     

身份识别、家族记忆与族群历史:客家神榜的人类学阐释

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神榜,是客家日常生活中祖先崇拜的重要物质表达载体,运用深描方法仔细分析神榜中的显现体例、文字表述和固定字数,发现在这份祖先崇拜的情感中,还积淀着客家人的身份识别、家族记忆与族群历史,进而彰显着客家族群的自我追问:我是谁、我来自于哪里、我怎么来,这种世代流传的追问也孕育了在路上的客家族群意象。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马克思政治文化与执政生态系统的关系

马克思政治文化是一种社会存在,亦是一种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政治文化为执政生态系统建设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生态观也为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与理论依据。当前,现实要求我们党要紧紧围绕马克思政治文化的内涵,积极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构建、完善执政生态系统。     

隔离下的守护:明清贵州屯田政略与族群文化传承

明清两朝出于政治、军事之考虑,在贵州先后多次实施大规模屯政,留戍军士,设置屯堡,守卫边防,以纾民力,形成屯堡与当地"夷寨"同处共生的地域格局.时因背景特殊,屯堡设置大多兼具防范"夷族"叛乱之功能,故在屯堡族群与"夷寨"族群之间人为筑起了一道隔离藩篱,阻隔着彼此的交往与联系.在隔离的历史环境下,族群内部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动力,并促成各自内生起顽强守护生存边界的强烈意识.在历史有限的互动中,融而未合,保持了鲜明的文化个性,折射出适时"隔离"有利于族群文化个性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史实.     

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

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本组论文以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探讨了归侨的认同、归属感的产生与建构,以及生计变迁等问题。     

氏族涵化与族群边界——兼论巴蜀氏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基础

物性的族谱、宗祠祖墓是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硬权力”,但物性的东西尚需要“意义系统”的诠释才能对氏族认同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氏族涵化使族谱、祠墓获得真正的意义。氏族涵化与族群边界维系着氏族内部的团结、消弥着氏族内部的矛盾、使氏族有着想象的“共同体”一般的温馨。     

全球化视野下的人类群体分类：种族、民族与族群

种族、民族、族群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日益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个种族、民族或族群都不可能孤立     

两个父系社会家谱的编撰和利用——历史记忆、族群关系及传统建构的人类学研究

汉族周边社会的特殊性使人类学传统亲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遭到了挑战,摆脱"历史的真实"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模式的桎梏,从研究对象之传统建构话语体系的象征分析中寻找理解其自身问题的路径,是研究方法上一种新的尝试。针对两个不同性质父系社会家谱编撰和利用状况的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开展家族及亲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论泛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含义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亚裔各族虽具体处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选择趋向与华裔大体一致,基本是义无反顾地认同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亚裔中的大多数通过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属性,进而主张放弃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追求,确立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真正地位.这是美国亚裔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认同转折与意识觉醒,也是"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所具有的真正文化意义之所在.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与再创

通过文化资本概念的疏理和诠释,探讨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揭示了传统文化由资源转化为资本的环节和途径。提出以“创意”精神为导向,创意产业为基础和运作模式,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落实。这是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新契机,也是学者的应尽责任使命。     

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越南祖先崇拜问题的文化人类学反思

民族认同的问题在越南由来已久.一旦国家的主权受到外部力量威胁时,民族认-同问题就会迅速升级并成为讨论的焦点.在革新的观念冲击下,曾被视为落后和迷信的地方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由于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实际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在越南民族主义思想中就有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它把祖先崇拜实践视为民族认同的象征,反映了越南人类学者和国家政要对祖先崇拜实践所赋予的全新意义.有理由相信,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可以被视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用以保存和维持其国家文化的武器.在越南人类学界看来,祖先崇拜的实践显然是受到这种新民族主义精神的启迪.     

原始性史诗存活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彝族史诗"梅葛"为视点

原始性史诗的酝酿、萌生、发展与存活都与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息息相关.文化生态系统可大分解成两部分,一为外显部分,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经济活动系统、行为方式系统等.二是内因,包括知识系统、信抑系统、传统系统等,在史诗的发展过程中,内因起着决定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显部分经常处在变化之中,但内因的变化是渐进的,其核心即使有一定的变化,也未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否则,原始性史诗交复存在.文章结合彝族史诗"梅葛"在楚雄州姚安县官屯乡的马游村及其周边的彝族村的存活变迁与现状进行了分析.     

历史传统、 文化自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项文化遗产的人类学分析

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 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 一方面是在历史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也必然在历史中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持有者没有义务, 为他人对“原生态” “本真性” 的想象而生活在“过去” 。只有激发和尊重其文化自觉, 避免以他者想象的历史传统强加于人, 人类学方能不偏不倚地介入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 使之为乡村振兴助力。     

文化选择、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内蕴

刘小龙在《理论导刊》2012年第7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选择、文化认同和文化创新的过程。     

中小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中山市个案调查

新世纪之初,政治、经济、文化三维互动,多层次的改革在向深层次推进。文化不仅服务于经济、政治,也为整个社会创造着意义世界,城市则承担着文化创造重任。中山市在文化资源开发及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吸引着人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