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

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联蒋抗日”方针问题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可是,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关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史界有两种观点:(一)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陈独秀违背了国际路线,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错误的,陈独秀只是执行了这条路线,国际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左”倾思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王明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是王明"左"倾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结束,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联系,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指示为王明"左"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日后根据地推行"左"倾政策的依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论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论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蒋春玲一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除当时革命大趋势，孙中山的主观方面的革命要求等因素外，一个关键性动因是列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曾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护国之役）和两次护法之役，又先...     

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动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共产国际及时转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对秋收起义的发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共产国际在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发动和进行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秋收起义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苏联史学界曾一再对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进行指责,说这次会议的决议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精神,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     

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等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内部分反蒋势力和在野党派,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简称“闽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对于这次事变,中共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个错误从思想理论上到组织上同共产国际都有密切联系。而迄今为止的党史教材及有关史书论及此事时,对共产国际所起的错误作用仍很少提及,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

1933年11月,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在此前后,共产国际对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谈判及其协议态度消极;在政治上对福建事变的性质予以了全面否定;军事上没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援助计划。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导致中共临时中央对事变作出了错误的应对策略,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中共的创立与共产国际——“中共与共产国际”系列之一

我刊从本期起,将连续刊发一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系列文章,以纪念党的90华诞。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党的历史,考量其成败背景。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巨大功劳的,也有过失。但总的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我们党就不会有今天。对此,本刊刊发的系列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它采取以人带史、截线为段的方法,通过几位驻华代表的工作,表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指导的功过是非。文章中有许多新鲜的史料,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情节作了生动的叙述,读起来既有兴味,又发人深省。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新解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为中国学者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关系辨析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二大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因为会议的举行本就是在中共计划之内的。中共二大也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相反,中共二大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会议不但充分吸收了共产国际二大决议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联合其他党派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而且会议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李大钊与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的重要成果

李大钊是中共同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较早较多的领导人之一。其重要成果有:最早建立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五大会议上阐明中共反帝反军阀的立场;争取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转变,策应北伐军胜利会师中原。李大钊同国际友人的交往取得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才华和革命家本色。     

论共产国际与察哈尔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隐居＂的冯玉祥因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决定重组部队。于是他积极地召集旧部,联络中共,并争取各方的支持。在中共北方特科的帮助下,冯玉祥成功地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但是共产国际对冯玉祥不信任,认为他与日本人有联系,且担心损害苏联的利益,所以反对与之合作。中共＂左＂倾领导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同盟军由合作的态度转变为反对的态度。加上日本军队和南京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同盟军很快就失败了。     

论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法宝和根本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确立、发展、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都对中共提供了很多方针政策和策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正确的指示,但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我国抗战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关系考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灿烂群星中的两颗革命巨星。他们在缔结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事业中,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革命友谊,堪称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史上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

按照列宁的说法,“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是公认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关于“工人政治”,以及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表达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有不完备、不准确的地方。     

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虽然李大钊与胡适在论战中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但是这种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