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怎样宣传法律的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法律往往带有很大的神秘性。但在某些时候,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法律的普及宣传工作,其中有些作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可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立法时注意通俗易懂立法要适应大众的水平。这是古代不少政治家和法学家的共同主张。如商鞅在秦国变法,所写的《商君书》,其中《定分》一节,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有智慧的人才能懂得的东西,不可以作为法度,因为人民并非都是智慧者;贤能的人才能懂得的东西,也不可立为法度,     

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的影响

<正> 中国和日本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的历史久远悠长,许多故事流传至今,感人肺腑。法律的交往是这种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日两国学者有论及此者均谓: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存在着深刻的影响。较早的如日本老一辈法制史学者穗积陈重博士写道:“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系盖一千六百年矣。虽自大化改革以后经历极多巨大之变化,而日本法制之基础仍属于中国之道德哲学与崇拜祖宗之习惯及封建制度。”已故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者     

中国古代法律服务初论

随着法律文明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民间出现了名家邓析这样的代讼人物 ,后来产生了讼师 ,出现了讼学 ;在官方出现了法家管仲、商鞅这样的官方法律决策人物 ,后来产生了张汤、赵禹等专为官方服务的律学家和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中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产生律师职业。     

中国古代法律教育初探

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春秋战国私学之盛兴,各种学派的兴起,法律学也作为一门学问在法家学派师徒之间转相传授。战国时秦孝公用商鞅,以刑法为教,于是秦人妇孺皆言商君之法。由于法律这门学问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巩固刚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的需要,因此法律教育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法律教育借助政治势力的支持,空前普及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第一个大普及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的第一个大普及的     

中国古代礼法的法律文化

正法律作为人们制度选择的结果之一,从来都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状况的简单反映。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客观与主观、反映与创造。中国古代法律史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刑法史。因此,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即是中国古代刑法史所具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我们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这个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谈一谈家与国、兵与刑以及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儒法之争。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

<正> 法理学家常常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法作为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宗教是否有着联系?如果有联系,二者是何种联系?几位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讲,他们都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韦伯将新教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认为理性化的新教是近代资本主义法治的基础。伯尔曼则考察了教会、教会法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影响,并指出了基督教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制度的特点

从探讨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出发,中国古代理当存在法律监督制度。与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相比较,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具有其固有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一种适应高度封建集权专制的特殊的权力制衡模式;监督权没有明确的界定,监督范围十分广泛;不是单纯针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而是集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于一体。     

中国古代的复仇与法律

复仇是中国古代一个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当国家出现以后,理应由国家惩罚犯罪,行使刑罚权,以国家的名义代替个人进行“复仇”.然而在中国古代,复仇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出现而消亡,反而是与国家法律并存,屡禁不绝.本文细数了历史上复仇与法律的纠缠,分析复仇与法律并存的原因,提出复仇本性论、公权力救济缺失等,并以史为鉴得出对现世的意义.     

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法律初探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城市的管理,制定了大量的城市管理法律,其中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市政管理法律以及城市管理机制之法律规定等.     

中国古代决策程序法律史料简述

本文简述了中国古代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几种方法,介绍了垂帘听政立法、太上皇训政立法、太子监国立法、亲王和大臣留守立法及相关的习惯法和潜规则。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论纲

华夏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广博,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有些至今还沉淀在人们的心中,因而需要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开拓和研究。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就是一个亟待耕耘的新领域。中国法律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世界法律文化史上闪光的一页,其上限可以追溯到舜禹时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虽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时代的烙印,但总的说来一脉相承,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这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也是少有的。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要素的变迁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合理化、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华法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法典化、法律解释的多样化和判例法的非主流化是法律形式变迁的基本特点。三者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以某种法律形式为中心的发展,但都暴露出各自缺点。明朝至乾隆年间,是三者的综合时期。乾隆朝时形成了以成文法典为纲,可变性较强的条例为主体,及时性、特殊性和准确性为优势的判例制度为补充的法律结构。三者形成了各有分工但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法律形式结构体系,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设上形式结构完成了合理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结合。     

浅谈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

官吏贪污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激化阶级矛盾、触发农民起义、造成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官吏队伍的廉政建设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官员选拔、官员考核监督、惩治官员贪污贿赂三个方面介绍了古代的廉政法律制度,并提出了这些制度对我们今天的行政法规及刑法对于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古代法律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独具特色,首先礼法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明显;其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最后,对于等级特权的维护更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研究古代法律思想的特点,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它的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综观我国古代法制的发展,有其自己固有的特征。     

浅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于秦汉得以改造,于魏晋得以发展,于隋唐得以修得正果,于明清得以加固强化,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本文着重对秦法、汉法与唐法的法律儒家化进行阐述与分析,加深对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思索.     

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

<正> 疫病可以说是与人类的历史并存的社会现象,不受种族、地域、国家、时代的限制,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之中,与疾病的斗争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是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与疾病斗争的经验,除了医药学的发展外,国家采取法律的措施,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爆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是我国古代战胜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看,早在新石器晚期,如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对各种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探求其病因,总结其诊断和治疗的方法。但因为文明发展的局限,医学与巫术往往混合在一起,用巫术手段治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起着     

家庭—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

<正> 谁也不会否认人类社会由众多的个体组成。然而纵观直到清末以前的中国社会,人——这个活生生的个体却几乎被法律遗忘了,而家庭这个血缘亲属团体反倒真正成了社会的细胞。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建立在这个牢     

中国古代法律宽容对待婚外性行为

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亦译为《量罪记》），改编自一部意大利悲剧《普洛莫斯和卡桑德拉》。故事是说维也纳的一个少年绅士克劳狄奥，因为与女友未婚先孕，被本城摄政安哲鲁判处死刑，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戏剧冲突。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一切婚姻外的性行为，都是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