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论行政诱惑取证中的政府引诱行为及其监督——以美国法的客观理论为借镜

在诱惑取证中,应当借鉴美国的客观标准说,注重规范政府的行为界限。行政调查取证有适用引诱行为之必要,可适用于调查具有连续性或者隐秘性的不法行为。但是引诱行为应遵守适当界限,如事前调查掌握行为人有可能违法的初步证据后,才能实施引诱;政府的引诱不得"蛮横",向公民施加过分压力。我国应严格约束引诱的适用范围,禁止"随机测试"的引诱方式,并排除以引诱行为作为前提的衍生证据。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正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的出台,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终于有了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一方面,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可以简化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依据是行政法,而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和程序的要求更高,证据转化制度将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有可能导致规避刑事诉讼法的风险。因此,将刑事证据的转化纳入法律的调控中,有利     

英国诱惑侦查制度的评析与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法上发展出了在某些圈套案件中排除证据或终止诉讼的救济措施。在判断诱惑侦查合法性方面,形成了一种兼顾多种相关因素、重点关注警察行为、注重利益权衡、诉诸自由裁量的判断模式。但司法上对待诱惑侦查仍然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表现出法律言说与司法实践的某种背离。对我国具有如下启示:在法律规制方面,应当力求明确清晰;在判断方法上坚持综合审查,以“因果关系”为最终标准;应建立非法诱惑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探究

本文所称的调查取证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与证据来源直接接触，发现并取得证据的活动。辩护律师进行的阅卷活动不属于本文所称的调查取证的范畴。对辩护律师来说，享有调查取证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直接与证据来源接触，收集第一手的证据材料；更重要的是基于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有权向法庭提交并要求法庭作为证据审查和采纳自己获取的证据材料，从而对裁判造成有力的影响。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长期末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活动中，随着辩护律师提前介入问题的酝酿成熟。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和“暂扣”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若干问题

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法律性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以下简称"证据保存"),《行政处罚法》首次作了规定。有人认为"证据保存"是一种调查取证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证据保存"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那么,其法律性质到底为何?《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     

在美国境内调查取证时可能采取的方式

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需要从国外提取证人证言、证件或其它证据的情况。各国在对待外国在本国境内调查取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都不尽相同。本文拟就在美国境内调查取证时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可能采取的方式作些介绍和探讨。 纵观美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在美国境内提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不愿调取证据、不能调取证据、不会调取证据三大困局。应当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调查取证立法、强化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三个方面突围。     

诉讼构造：裁判不适用原则的实证探究

裁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特征是以证据能力为基准并强化司法裁决权的终极性,面对行政公定力,作为裁判证据采信或排除除当事人举证外同样需要法官积极心证予以支持,进而完成裁判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常面临着行政规范以及由此生成的行为、事实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定案依据并可能产生有碍司法公正的情形。法院作为裁判的正义化身,既要维持司法纯洁性,又须本着司法不破行政的原则进行处理,故在不予直接撤销或宣布其无效的前提下,通过证据采信的方式以＂裁判不适用原则＂将其排除,藉此矫正违法实现私益救助。鉴于国情,我国传统司法对行政公定力通常采取回避态度,在个案中虽有司法在先性但未形成制度化和体系化难以操作,故本文从实证角度考量,以裁判理论为基础对＂裁判不适用＂进行原则化构筑,旨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其确立为基本指导原则。     

消防行政执法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调查取证是消防执法中的重要工作,是消防执法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要前提。本文重点分析消防行政执法证据制度中几个有争议和易忽视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关见解。     

被告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权探析

关于被告的代理律师在行政诉讼中,是否有调查取证权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被告的代理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因此,作为被告的代理律师在行政诉讼中,只能根据被告的授权范围依法进行活动,被告没有的权利,代理律师亦应     

两岸刑事案件调查取证协助中的冲突及解决——以两岸证据制度的比较为视角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开启了两岸司法互助的新篇章,其中刑事调查取证的合作是推动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大陆证据制度的完善使得两岸证据制度表现出更多的共通性,为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两岸证据制度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调查取证协助中的诸多冲突。为保障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的顺利进行,除通过借鉴缩小制度差异之外,还应合理选择协助调查取证的准据法并探索协助调查取证类型的多元化。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与认定——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的本次大修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它在证据方面的修订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有着重要影响,如增加了电子数据形式、增设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换机制、增加了专家证人形式、规范了诱惑侦查措施等。不断完善的程序法必定会逐渐增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     

多点理智谈“钓鱼”,多点智慧谈执法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几乎是一边倒的职责和声讨。然而针对目前略显错综复杂的交通运营环境,＂钓鱼执法＂的存在或多或少应具备一定合理性。目前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尾随其后的道德缺失抑或于法无据,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引申至行政执法,督促其日益完善。     

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调整——以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正为背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和现有的办案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无缝对接,需要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方式和办案模式进行必要调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当提高调查取证程序的规范性,加强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保证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必要时还应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在办案模式方面,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新型的合作分工关系,在证据收集及程序进行方面对检察机关予以协助,并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之比较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历来为各国刑事证据理论所关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世界各国如英、美、德、日等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一样。对此类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各国立法所持的态度根据证据的种类差异较大，但对非法取得的自白的证据能力各国一般均持否定态度。对以上述证据为线索，发现并收集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在西方有“毒树之果”或“波及效”的理论。     

论仲裁庭的调查取证权

同民事诉讼一样,证据同样是仲裁案件中的关键因素,能否取得案件的重要证据,对于能否胜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举证的过程中,当事人因能力所限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其所需要的证据。此时,仲裁庭是否能够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就成了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15条、第16条中明确了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接受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这是诉讼中对于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而在仲裁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供参考,仲裁公权力属性缺失等原因,仲裁庭调查取证的实例非常少。究竟仲裁庭是否应该被赋予调查取证权?如果被赋予此项权利,实践中又该怎样操作?本文将带着这些问题,对仲裁庭的调查取证权作一探析。     

刑事证据视野下的具体行政行为探究

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审查,应基于刑事证据审查标准,合理尊重其公定力,形式审查为主,以审慎态度进行实质审查,并把握不以司法裁判代替行政意志之基本原则。基于对公平正义及司法独立价值的追求,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效力的否定,不受该行政行为是否被撤销所羁束,司法机关有权以查明的事实,据实认定。     

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一条被视为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显然,依该条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是由被告负担的,原告不承担举证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立足于取证过程,无论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都属于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一种结果。而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所制作的这些书面记录,则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相对于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这些"结果证据"而言,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各类笔录证据就具有一种"过程证据"的性质。确定某一证据是否属于过程证据,主要不是看该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应该考量该证据是否对某一调查取证的过程事实发挥了证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