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

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作为新型政治形态的出现与发展,对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后,欧洲政治一体化不断深入,欧盟的权能也不断扩大,其政策领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触及与成员国主权有关的敏感问题,从而引起了对于欧盟是否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愈益广泛的关注。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欧盟决策机制缺乏民主监督的问题。本文认为,事实上,欧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通过加强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程序中的作用和影响来改善和增强民主,以构建一种双重民主。到目前为止,这种"双重民主"途径对于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欧盟多重治理结构中的民主机制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实行了一套以制度建设为主多重治理结构。与成员国较为单一的民主制度不同,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充分体现在欧洲治理的各层面和各维度上,是西方各种民主机制的杂糅和混合,形成与成员国不同、与一般国际组织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主机制,这些民主机制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欧盟的多重治理结构中民主机制、民主赤字以及未来欧盟民主发展的方向。     

欧盟经济政策目标的历史性分析

《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经济政策同时追求稳定、增长和凝聚这三个目标,由此构成了欧盟经济模式的定义基石,确定了以稳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组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凝聚目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保证了欧洲经济的稳定目标;而增长目标的实现则乏善可陈。里斯本战略的本质就是实施经济结构改革以使得欧盟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凝聚的环境中享有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虽然由于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成员国更为关注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困境,但是欧盟"三合一"的经济政策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欧盟的外部治理:欧盟在欧洲内外的民主促进

本文将分析在欧盟扩大以及新的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简称ENP)的背景下,欧盟如何通过政治条件性(Political Condition-ality)在目标国家促进民主。通过对比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认为,"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是民主条件性得以遵守的主要驱动性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景以及较低的国内权力成本是有效促进民主的必要前提;同时,民主条件性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目标国家对实施欧盟规则的成本-效益估算,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于政治条件性的合法性、确定性以及公信力的认识。     

欧洲货币联盟会迈向最优货币区吗?——法国调节学派视角下最优货币区的自我实现

欧洲货币联盟作为“非完全货币联盟”,其调节模式与积累体系并不完全匹配,因此时刻处于不对称冲击和经济失衡的风险之中。共同货币的引入虽然促进贸易、通胀和失业等一些指标趋同,但未能推动欧元区自动走向“最优货币区”。以劳动生产率和国际收支失衡为主要表现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基于欧洲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共识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状,欧盟更多地在技术层面着眼于引发危机的具体问题与制度漏洞,完善与经济积累体系相匹配的调节模式,以维持欧元区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却在不经意间引进了共同债券与财政转移支付工具这两个财政联盟的基本要素,从而创造性地撬开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大门,使欧元区向“最优货币区”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欧元区的实践也在经验上为解释“内生性”最优货币区假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生存危机都是机构间关系发生本质性改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这尤其适用于欧盟和经货联盟的危机。本文的主旨是探究危机期间欧盟机构框架的变化。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明确全文的分析结构。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成员国与欧盟间纵向的权限分配？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欧盟制度结构中各行为体横向的任务分配平衡？为了实施新措施，决策者需要哪些民主合法性来源？通过分析可以断定，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转变。     

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国议会:发展及挑战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权能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早期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对欧洲事务缺乏参与,逐渐发展到成员国议会的权能不断增强,开始希望积极地参与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欧盟事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不断加强对欧盟事务的监督和审议。成员国议会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机构,其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政治参与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虽然在全体会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有限,但议会间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尽管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越来越多的权力,但其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仍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尤其是欧元区危机使成员国议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地位既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德国的欧洲政策与欧盟的深化和扩展

推进欧盟的深化和扩展是德国欧洲政策的核心，随着经济及货币联盟实施和欧盟东扩进入关键时期，在欧盟的总体目标和成员国各自的权益等问题上，德国与英法等国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分歧和矛盾。它再一次使人们对“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作出思考     

欧洲经济政府?——解析欧洲货币联盟经济治理机制的德法之争

欧洲货币联盟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非对称性治理机制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面对欧元区债务危机和“里斯本战略”差强人意的实施效果,法国“欧洲经济政府”的主张对当前欧洲货币联盟极具德国色彩的经济治理机制提出了挑战.本文将对“欧洲经济政府”这个概念的含义和历史进行梳理,解析这个概念背后德法两国在欧洲货币联盟治理机制上的根...     

欧元区扩大前景

2004年5月1日,欧盟又吸纳了十个新成员国。新成员国在入盟时已经承诺,一旦达到加入货币联盟的各项标准,将立即引入欧元。本文试图分析欧元区扩大后,由于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差异增大而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采用泰勒规则作为分析框架。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新成员国很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将由老成员国所面临的经济紧缩效应来平衡。     

政治学对欧洲学讨论的贡献

目前,欧洲在研究和教学中占有突出地位.本文首先简述欧洲一体化开始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然后更详细地致力于当前的重点研究主题.国家的未来以及欧洲治理的民主合法性是研究中的核心主题.本文介绍了这两个主题的研究现状,并阐述了作者自己的立场.     

一体化、话语权与代议制:当代欧洲民粹现象的三维视角

随着英国"脱欧",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倒退,但是,当代欧盟国家的民粹危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欧洲一体化引起的不适或是全球化失意者的反抗。反一体化的民粹思潮揭示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严重的不平衡以及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全球化与新媒体时代面临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劳资平衡的解体;其二,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终结"带来了话语的贫困;其三,"欧洲一体化"造成的代议制民主下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而新媒体时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精英统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持续可能带来对代议制民主的深刻反动,既有可能使欧洲出现某种强人政治,也有可能让大众与精英在未来的政治过程中形成某种新的平衡。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独立地位的保障机制与制约因素探析

1998年7月1日起,欧洲中央银行(以下简称ECB)开始正式运行,这标志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正式开始形成,它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产物,目前它由欧洲中央银行和15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组成,其组成和运行对欧洲经济和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发展     

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为例

冷战后,欧盟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冲突干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注重多边合作、谋求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多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小国主导比例较高;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与战后重建,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模式,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干预行动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欧盟干预行动的主要不足包括:各国立场不同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欧盟和成员国的民事干预相关机构彼此协调不足,影响了行动效率,参与民事干预行动的人员不足,影响了行动效果。上述特征也多存在于欧洲对非洲的干预行动中。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欧盟经济周期趋同性初探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14个成员国经济周期是否具有趋同性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根据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从关税同盟、统一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三个时期探讨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最后运用聚类分析对不同时间段的国家进行分组,探讨欧盟经济周期趋同对欧盟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盟国家的经济周期逐渐趋同,在货币联盟成立之后经济周期的趋同性更为显著,并且在欧盟内部形成了以德国为首的经济核心国家集团,对欧盟整体的经济发展具有锚定作用。     

对欧债危机的根源和治理的另一种解读与反思——工资政策转变的视角

随着欧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二战之后盛行的"团结工资政策"普遍转向"竞争性工资政策"。后者导致工资份额下降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引发潜在的需求不足危机。借助金融衍生品市场与欧洲货币一体化带来的投机和融资便利,欧美国家发展出了两种互为条件的依靠外生需求驱动的增长方式——"负债驱动的增长方式"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虽暂时掩盖了需求不足的危机,却使需求结构与国际收支的失衡不断累积,直至全面危机相继在美国和欧洲爆发。被称作"结构性改革"的危机治理措施延续并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与竞争性工资政策,使危机恶化。而欧洲经济的全面复苏仰赖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名实分离”:模式、成因与影响

一体化的深入推动着"欧盟政府"的架构日渐成形,但欧盟层面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机构仍然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欧洲理事会"确定政治方向"的规定非但没有给出答案,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在欧盟层面的机构运作中已形成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以共享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行政决策模式:欧洲理事会行使着欧盟的行政决策权力,欧委会则逐渐演变为欧洲理事会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由于欧盟内部民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这种不同于条约文本规定的行政决策模式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其结果是行政权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得到实质性扩大,对行政权的民主控制和监督也被弱化。此外,该模式更进一步产生了欧委会的角色异化和小成员国被边缘化却无法得到制度救济的问题,从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形成障碍。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名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承诺与对一体化深度的接受度之间形成张力的结果。     

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它意味着欧盟框架下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欧洲化正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它不仅引发成员国诸多政策领域的欧洲化,而且导致其中央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部长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成员国政府机构不断调整决策方式,地方政府也出现了谋求更多自主权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