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基本架构

环境权是人们享有的在安全、健康环境中生存和排除不当环境退化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环境权入宪是目前环境权立法遭遇的最大问题,对环境权保障和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对入宪进行价值正当性、现实可能性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当今各国宪法环境权的规范模式,构建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是环境权具体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骤.     

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

日本环境权说在立法、司法和环境行政实践中遭到了普遍怀疑和普遍拒绝。在环境权入宪的国会讨论中,支持派或主张把环境权"作为国家政策"加以规定、以"环境的义务"的形式规定,或主张仅仅把环境权的"精神"植入宪法,都不主张直接把环境权规定为宪法权利;反对派或认为环境权不宜进入宪法权利体系,或以与环境权相对应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为由反对明确规定环境权,或认为规定环境权不如规定其他具体的人权,甚至认为讨论环境权入宪是误入歧途;折衷派认为环境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象,其理由或为环境权内容含糊、环境保护立法定位未定,或为反对环境权入宪的观点也有道理。日本司法界拒绝环境权说的主要理由有(1)根据环境权的主体不明确性;(2)环境权的内涵不明确;(3)环境权这一概念多余。日本环境行政也没有采纳环境权的理念,而是贯彻了(1)环境"有限性"的判断安排法律政策;(2)用来自对环境整体性的积极反映的整体性思维指导环境政策安排;(3)以共同利益作为处理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原则;(4)以职责——监督为环境行政系统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等原则。日本环境权说遭遇困局的原因出在:第一,萨克斯并没有向日本学界传授环境权的真"经",他的演讲没有回答什么是环境权,而是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讨论了这个制度产生的合理性;第二,日本学界所"发扬"的环境权以私权环境权为代表,而这种挂环境标签的权利与日本的环境观不相容。     

关于环境权入宪的思考

环境权是环境法中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环境权入宪是未来宪法发展的国际趋势只有将环境权入宪并且建立程序性机制,才有可能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施。     

浅析公民环境权入宪

本文指出公民环境权入宪及如何入宪是目前法学界争论的热点,文中认为公民环境权入宪是宪法发展及人权保护的必然趋势,公民环境权应当写入宪法这是毋庸置疑的。     

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

20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是对人性尊严的严重威胁,为此,现代宪法纷纷确认了环境基本人权。综观各国宪法,环境权入宪有两条比较鲜明的规律:20世纪90年代是环境权入宪的分水岭;发展中国家则是将环境权载入宪法的主力军。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第二条规律进行初步阐释:人权观念的不同;生态危机的程度不同;宪法文本修改的难度不同。     

宪法基本权利之环境权浅析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环境问题伴随生产力发展来到人类面前,面对日益破坏的环境,环境权作为一项人类基本权利应运而生。环境权的发展历史、环境权的理论依据、环境权的含义、环境权的构成要件、环境权在现有法律中的缺失、以及环境权入宪的意义,都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论环境权的入宪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类生存环境越发恶劣,有关环境权利的研究日渐成为热点。国内外法学界对＂环境权＂各持看法。我国《宪法》没给＂环境权＂一席之地,只是在一些条款隐含＂环境权＂的内容。本文将对于环境权的人权与其入宪必要性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论证。     

环境权的法理念解析与法技术构造--一种社会法的解读

在现代社会 ,不应仅将设立环境权视为解决社会个体利益冲突的法律手段 ,而应确立环境权的设立是为解决社会整体利益冲突的法理念。由于民法中的地役权和相邻权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局限性 ,因而不应在这两项民事权利的下位阶构造环境权。构造环境权的法技术应为入宪和由环境保护基本法作出专门规定及制定保护公民环境权的特别法 ,并应以国家 (政府 )职能的重塑为核心     

生态文明的本土建构与域外借鉴--以我国生态文明入宪和法国《环境宪章》为视角

我国的“生态文明”入宪和法国《环境宪章》入宪是当代重要的环境宪法保护理论成果。“生态文明”是保护生态之思想的制度结晶,《环境宪章》则是法国环境法治理念的总结和升华。虽然二者是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场域中尝试的两种理论,表现形式略有差异,但通过梳理其立宪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二者在立法助力和重视国家环保义务方面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未来环境法治、环境权入宪及政策与法律的及时转化,应该是新时代生态文明稳步发展的源动力。     

浅析环境权的法律保护

环境权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三代权利”，具有人权属性。而当前我国对环境权的法律保护极其薄弱。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加强理论研究，一方面完善对环境权的法律保护。其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环境权入宪、建立相应的公益诉讼机制，同时借鉴欧关的环境权保护机制，建立我国的完备而可行的环境权法律保护体制。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包括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可诉性效力指环境权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具体化效力指借由立法间接影响审判。国外环境权诉讼中,结合宪法环境权规范和立法的具体条款作出裁判的案例同时体现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仅以宪法环境权规范为依据的案例,只运用可诉性效力,是为环境权的自我执行。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了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仅在宪法司法化的国家处于环境立法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有必要性。宪法环境权规范没有规定法定效果,属于原则范畴,其适用方式是和其他原则进行衡量,经由具体化为立法中的规则发挥作用。审理案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立法(具体化效力),在立法存在歧义或者冲突时,法院可以借助对宪法环境权的解释厘清立法的模糊之处(可诉性效力)。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比较系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权诉讼的必要性;宪法尚未司法化更是彻底否定了环境权诉讼的可行性。不过,环境权入宪仍具有积极意义。     

宪法上环境权的证成与价值——以各国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权条款为分析视角

各国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权条款是对环境权提出的带有根本性的实证回应,环境权自身的宪法权利属性以及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证成宪法上的环境权。宪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解释、修改等实践价值,又有生态、公平、安全、和谐、节约等观念价值。     

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

环境权的属性问题是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重要问题。从环境权产生的背景和行使目的上考察 ,它与民法中自益性民事权利存在本质的差异 ,公益性是它的重要特征。尽管环境权与环境行政权在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的地方 ,但是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 ,环境权往往既表现出对环境行政权存在依附 ,又表现出对环境行政权构成制约的双重特性     

环境权应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

环境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 ,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该罪客体的争论上 ,笔者认为只有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 ,才能既有利于国内法上司法判断的可把握性 ,又有助于国际法领域的协作 ;而且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还有利于刑法在环境保护方面功效的发挥 ,同时又可以兼顾环境法的特色     

“海洋入宪”模式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对海洋入宪问题采用了“海域”和“海权”各自分立、结合并存等迥异的立法方式。海域立完模式又进而分为概括宣告式、地名罗列式、条约依据式等六类，“海权立宪模式”则又分为分层式、授权式、专列海洋资源式三类。海洋入宪时机集中选择在海洋权益纠纷高峰期。中国与邻国海权纠纷凸起，维护海权急需宪法依据，海洋入宪的时机已经成熟。宜采用“海域”与“海权”并存的方式，并以授权式规范为主实现海洋入宪。     

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作为一项新型的基本人权,公民环境权一直是环境法学界以及人权理论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而又颇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宪法、环境法、民法等均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环境权,造成对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不力。为此,本文通过全面阐述公民环境权的含义,分析其基本性质,然后考察公民环境权在我国法律保护中的不足,最后探讨如何完善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     

一种主张:国土入宪

国土入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 ,本文对国土入宪的必要性 ,国土入宪的具体内容、形式、程序、效力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从民法上的环境权到宪法上的环境权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将环境问题列为世界第三大问题,环境权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学者们从不同的法律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于环境权的认识。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的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替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环境权理论对我国的宪法从观念到条文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日本环境权理论和实践的新展开

当今,环境权已成为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在环境立法逐步贯彻环境权理念的进程中,我国应借鉴在环境权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取得成功的日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加强环境权理论研究,为我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环境权,并确立完善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种主张:国土人宪

国土入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本文对国土入宪的必要性,国土入宪的具体内容、形式、程序、效力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