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落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及其问题

"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兴起和运用,既是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回应,具有田园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问题场域中地方与中央关系、帝国想象与村落想象的悖论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下的延伸。地方士绅和地方自治在"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士绅想象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构建了对地方士绅相对于中央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想象,这种地方独立性的构建形成了具有有机性、封闭性和田园色彩的村落共同体想象,预先设置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吊诡地形塑着"乡村即是国家"的隐喻。这一双重而又颇显矛盾的预设视角构成了理论上的遮蔽,设置了帝国想象与村落公共体想象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妨碍着我们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和治理中想象一种具有新的可能性的乡村社会形态和地方社会关系。     

乡村基层民主建设面临哪些难题

针对我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研究,曾有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分别提出"村落共同体假设"与"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这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我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些现实问题。地域辽阔的特点使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难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培训与乡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增进乡村基层民主程序的透明化等措施,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应对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活态化保护研究——以西南侗寨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与实践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认知传统村落的"活态性",强调如何协同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但传统村落"活态化"的方式、内容、目标及运作机制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有差异。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因群山峻岭的自然屏障,西南侗寨传统村落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获得有别于其他传统村落的"活态"特征及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西南侗寨传统村落的"活态化"能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社会和空间背景,生成自我运行的内在发展机制,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达成。要做到一是加强对原住居民主体性的认知与保障;二是建立以传统为根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三是依托传统产业升级,突破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的瓶颈。     

盘村祭社仪式及其象征意义的变迁

本文运用象征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盘村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村落祭社仪式及其象征意义的变迁进行探讨,并从祭社仪式与村落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认为祭社仪式是村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一种文化影像,其内涵与实质是村落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祭社仪式本身也在实践中得以重构。     

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路径选择——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

村落政治权力是村落政治的核心。如何整合村落政治权力成为影响村落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核心要素。通常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存在两种维度,即国家政权建设维度和村落内生秩序维度,而实现两种维度的衔接则是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及实现村落善治的理想路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乡村(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出现一些新的要求或特点。比如,强化乡镇党委在"乡‘政’村‘治’"中的影响力;发挥党支部在村治过程中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加强对村治机构负责人思想政治的考核与审查;充分发挥村民在村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等等。而"三治融合"模式的提出和实践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提出了新的路径。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三农”形势新变化与我国乡村治理转型

"三农"形势变化是推动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下,与"三农"相关的系列改革工作已经启动,这些将加速城乡关系调整、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革新和改变农民行为模式,"三农"形势变化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乡村治理进入农村建设阶段,明确城乡关系定位是推进乡村治理和设计具体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阶段的乡村建设应当定位缩小城乡差距而非取消城乡差别,与之对应的乡村治理要围绕着农村底线建设目标展开。     

“乡村善治”:当前乡村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

乡村社会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在"治理——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社会管理的实际,框定"乡村善治"概念,并廓清了"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涵,同时阐述了实施"乡村善治"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进"乡村善治"提出了基本框架设想。     

留住乡愁绽放新颜 ——永安市人大常委会推动传统村落保护纪实

正"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那吱吱唱歌的水磨……"传统村落,承载着人们绵长的乡愁情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近年来,永安市人大常委会将传统村落保护列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更激发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     

松阳县:拯救老屋复活乡村

松阳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县内有百余个保留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75个,总数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五,是留存完整的"古典中国"县域样板.近几年,松阳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切入,积极探索"文化引领的乡村振兴实践",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传统文化得到加强保护与发展,全县...     

村落文化与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被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纳入到“十一五”规划，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就是好的乡村风气。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村落文化是指以自然村落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为繁衍基因而产生的能够反映村落群体人文意识的一种社会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及对策

村落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落体育是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落脚点最终是村落体育。村落体育作为基本的社会体育和农村体育,必须从农村社会系统本身来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是一个"水勺形"轨迹,应该依此找寻发展我国村落体育的相应对策。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及对策

村落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落体育是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落脚点最终是村落体育。村落体育作为基本的社会体育和农村体育,必须从农村社会系统本身来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是一个"水勺形"轨迹,应该依此找寻发展我国村落体育的相应对策。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发挥文化的主体性,更要彰显民族资源的内生性与差异性。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生态结构破坏、治理主体缺位、民族特色消弭等现实困境,要以强调生存性、激活内生性、凸显差异性为发展逻辑,依循民族资源构建乡村品牌、文化空间培育乡村审美、特色产业重塑乡村生态三种治理路径,激活民族地区村落社会与村民之间的发展潜能,完成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赋新与意蕴构建。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乡村社会关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认清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大致是从四个视角进行:内外对比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内部整体视角(组织分析)、内部个体视角(人际关系研究)和网络与关系论视角。通过评析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容易脱离农民的日常生活,组织分析和人际关系研究容易忽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网络与关系论视角富有创新性,但要把宏观与微观完全架构起来还需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要客观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必须把关系与关系中流动的资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下的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打破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封闭状态,使传统村落在面对强势的现代文化时,不仅日益增加了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且也相应地走上了城乡文化融合之路,从而使传统村落文化生成现代村落文化传统。湖北民族地区在现代化与传统村落文化的互动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乡村与城市等文化关系需要恰当建构,特别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推进湖北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村落文化建设事实上应成为该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特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