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分布形态、生成因素与治理路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数字治理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整体画像层面。综合田野调查证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治理层级、干部群体和区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形态。这一现象的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因此其化解之道根本上在于推动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同步向基层下沉,并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此外,通过对微信工作群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

"基层减负年"以来,"文山会海"实质性压缩,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甚至出现了"减负悖论"。研究发现,以形式主义的"病灶"为划分依据,其可以分为"功利主义""主观主义""体制机制"视角下的三种类型:即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完美之治"的治理理念、缺乏联系群众的机制及基层政府无匹配性权力与资源导致的形式主义。为此,须分别进行作风建设与用人制度建设,反思和重建当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重建联系群众的机制及改革权责失衡体制。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治理错位"的概念可以解释"甩锅行为""减负悖论"等的基层治理乱象,这启示形式主义治理实践应着重于"主观主义"和"体制机制"的视角。     

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生成及治理

基层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特征鲜明。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基本表征为,重视数字形式忽视工作效果、强调留痕漠视效率、热衷技术应用轻视人文关怀。科层制给予的压力、目标考核的推动、晋升激励的驱使、问责机制不健全的助涨,构成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有效解治基层数字形式主义,需要调正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加强数字化顶层设计消解数字贫困、完善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数字治理、健全容错机制提升基层干部数字执行力。     

浅析形式主义对基层治理的危害及防范策略

形式主义这一顽疾历来是受我党关注的作风问题,近年来,党中央专门下文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对基层治理的危害不容小觑,行政效率低下,败坏基层风气,导致人才流失,治理实效堪忧。为解决这种困境,我们应从明晰权责边界、优化考核体系、整体政府建设、加大基层投入等方面综合施策,协同治理。     

党员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在基层。在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是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当前,党员志愿服务存在着注册人数少、形式主义、一阵风、水平有限、不够规范以及人财物资源难以保障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员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构建党员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势在必行。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形式主义悖离党的群众观念、增加基层负担、阻碍整体工作、影响政策执行,是党和人民的大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形式主义存在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根源,科学认识了形式主义自上而下的形成逻辑,认真把握形式主义存在的行为动因与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力戒形式主义的实践方略,即树立常态化治理观念、坚定理想信念、建构清晰的制度导向、创新工作方法等。     

地方政府视角中的基层治理

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因为国家任务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动力机制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从汲取角度来看,国家与农民关系可以分为从农村汲取资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三个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时期,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可谓“打成一片”;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比较疏离;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资源时期,出现了农民客体化的问题,当前时期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虚功实做的形式主义,即与此密切相关。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及破除策略——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分析视角

扶贫政策执行领域下形式主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成效。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对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的主要原因有:逐级发包制下的扶贫政策自身存在限制性;政策执行存在"维稳"及"留痕"倾向;政策受众群体消极、被动参与以及"半熟人"社会环境下产生丧失内生秩序能力及主体感的分散型村庄等因素。要破除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困境,必须建立扶贫政策信息纵向传递共享机制,连接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加强村级组织权力行使规范化,在扶贫政策评估中注重"民心留痕";提高政策受众群体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培育基层民主,加强群众监督作用等。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西方纠纷解决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形成及启示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西方纠纷解决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形成及启示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村干部贪腐及其治理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村干部贪腐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大实践命题。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期村干部贪腐的特征与多维成因,基于总结各地村贪治理创新实践及其经验,村贪治理的法治思路是要推行"制度立法、规范执法和文化普法"建设,其具体治理路径就是要推进村干部反腐法规与制度建设、落实基层民主制度与监督机制、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以及强化基层廉政文化和法治教育来治理贪腐。     

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困境与强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既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维稳工作的一次检验,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面临着全局稳定与局部隐患并存,思想上高度重视与认识不准确、不到位并存,手段上严厉有余与规范不足并存。基层维稳法治化也面临着专门法律制度缺失,基层维稳无法可依;部分领导干部法律责任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守法上存在障碍。因此,建构法治思想宣传机制、法治思维养成机制、法治方式监督机制、法治维稳推进机制、法治信息化交流机制、违法行为严惩机制成为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支撑。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主体要素等方面高度契合,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新时代推进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着力健全协商制度机制,加强引领保障;完善联动参与机制,强化协同联动;优化创新激励机制,促进效能释放,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为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沐川县为例

乡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乐山市沐川县在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变革中,通过实施"五大行动",走出了新路,树立了样板。与此同时,沐川县在推进乡村基层治理中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困境。为此,沐川县从五个方面入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完善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为基,提升治理能力;帮扶助困,化解治理难题;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服务水平。     

党领统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转向——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例

近年来,为了回应国家对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从既有研究来看,遵循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但这一分析范式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国家建构历程,尤其是忽视了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发挥的地位与作用。而"党领统合"这一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分析框架,有效突出了自迈入新时代以来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并最终通过对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案例的具体分析对该框架进行了验证。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