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黑名单”的法律问题探讨

目前实践中行政机关对“黑名单”的运用有增加甚至泛化的趋势,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并没有关于“黑名单”的直接规定。经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行政“黑名单”应主要体现预警功能,实践中运用行政“黑名单”应把握从严慎用原则,运用力求有据可循,避免泛化。     

关于我国行政主体的不适格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目前行政主体理论将其设定为具有法人结构形态和行政法人能力的组织,但是,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结构形态呈多样性,与理论上所设定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法人结构形态不相吻合,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主体能力与行政主体的主体能力在范围上不相一致,最终影响到了行政主体在我国行政法体系内容框架下主体能力的实现.行政主体理论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服务行政框架内的行政主体重构研究

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为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和实践方案。而目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诸如内涵与外延的冲突、主体范围的狭窄、主体种类的单一、责任定位的错误等,最终破坏的是服务行政的服务本质要求。因此,在服务行政的框架下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则颇具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论案卷排他原则——以行政听证制度为视角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应当以行政案卷记载的相对完整、逻辑化的案卷事实为唯一依据。该原则可以保证决策者和听证者达到实质上的统一,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案卷排他原则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这两种价值是协调、统一的,努力实现行政机关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法的公正性为依归。正是案卷排他原则彰显出来的人权保障理念、公平正义价值,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提供形式正当性的独立程序性价值。要求行政主体不仅应当在正式程序中遵循案卷排他原则,还应当在非正式程序中遵守案卷排他原则。     

以人文精神为核心重塑行政文化

所谓行政文化就是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主要包括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意识、行政价值观、行政理想、行政信念等。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政治主体，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兴衰、政治的稳定；公务员是行政机关实施管理、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其主导意识对行政机构起决定支配作用。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论行政强制法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行政强制法通过对行政强制设定权主体与实施权主体的严格限制和约束,实现从源头上控制行政权的无限扩张,有利于建设有限政府。二是行政强制法通过对行政强制权运行的程序控制和比例原则控制,实现对行政权运行过程的监督和约束,让政府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三是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不得谋利的原则有利于廉洁政府的建设。四是行政强制法通过严密的违法责任追究实现了对行政权运行的结果控制,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     

试论完善我国行政许可权设定制度

造成我国行政许可权失控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现存的行政许可权设定制度不完善.这种不完善的存在,就亟需我国不仅应在转变行政许可制度设定模式方面,而且应在细化行政许可权设定主体所应具备的资格、明确规定许可权设定所应设定的基本内容、规范许可权设定主体行使设定权所应遵循的必要程序等方面作出努力.     

行政黑名单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行政黑名单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中缺乏对于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具体规定,导致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法律属性不明晰、缺乏程序规则以及救济等问题.应当完善行政黑名单制度立法,明确行政黑名单的适用范围,在程序设置上遵循程序正当...     

浅谈《行政许可法》的原则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 ,是中国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一步。《行政许可法》在总则中创造性地确立了一套行政许可的原则体系。这些原则的确立旨在高屋建瓴地指导和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及实施 ,解决行政许可权与公民权益保障、行政许可中的具体法律规则的价值导向及应用等问题。     

论行政处罚的监督机制

行政处罚是法律责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有效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措施.在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章中大多规定行政处罚的条款,行政机关依照这些规定对违法者给以行政处罚,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对行政处罚的一些基本原则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加之监督制度也不健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许多行政机关甚至一些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随意设定行政处罚,处罚设定不规范;二是处罚主体混乱,处罚权交叉严重,许多没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或者组织也在行使行政处罚权;三是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随意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环境行政功能之反思与批判

从环境行政功能审视,《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立法技术趋于成熟,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对传统环境行政功能的更新和突破,如依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入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立法趋向精致化、合理化等。而从微观运行方面考察,行政权力在精细化基础上仍面临赋权大于限权、惩处措施不合比例原则等隐患。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引入可替代处罚方案,是环境行政适应现代环境治理要求、体现多元共治与价值共生的必由之路。     

论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从内涵上看,是指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心理状态、价值准则、行为规则和行为事实。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市场交换的产物、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且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已跨越私法的范畴而进入公法领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和实践上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道德上的义务和法律上的义务,不仅要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诚实信用为基础,而且要求政府具有廉洁高效、取信于民等诚实信用的本质和形象;它不仅是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而且也是对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要求。     

行政公诉权运行制度的立法思考

行政公诉权运行制度设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运行原则、运行条件和运行程序等方面加以探讨。除此以外，行政公诉权运行制度还与行政公诉权主体的诉讼地位、被告资格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管辖等制度密切相关。惟其如此，才能推进行政公诉权运行制度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行政主体对瑕疵行政行为的自行性撤销及其限制

在行政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有利于节约各方当事人成本等要求支配下，并借鉴发达行政法治国家相关经验，在学理上明确行政主体对自身所作有瑕疵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是妥当的，在立法上进一步规范化是可行的；由于受信赖保护、法秩序稳定性原则的限制，行政主体在行使撤销权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认为利益衡量的方法是解决因行使撤销权而产生的社会公益与个体私益矛盾的有效途径，并具体分析了三种典型的行政行为撤销权行使情况。     

黑名单制度:市场进入类行政审批的替代制度

在取消市场进入审批后,行政机关可以运用黑名单制度来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将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进行公布、重点监管、资格限制甚至逐出市场.黑名单制度是失信惩戒机制,其在法律性质上是行政处罚行为.目前,我国的黑名单制度依然存在缺陷,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程序失范、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成熟以致联动机制难以实施.完善黑名单制度需要黑名单制度的实施有法可依,构建全国性的公共联合征信体系以保证联动机制的实施,同时要求行政机关加强自我规制与转变执法观念.     

黑名单制度:市场进入类行政审批的替代制度

在取消市场进入审批后,行政机关可以运用黑名单制度来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将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进行公布、重点监管、资格限制甚至逐出市场。黑名单制度是失信惩戒机制,其在法律性质上是行政处罚行为。目前,我国的黑名单制度依然存在缺陷,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和程序失范问题,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成熟以致联动机制难以实施。完善黑名单制度需要有法可依,构建全国性的公共联合征信体系以保证联动机制的实施,同时要求行政机关加强自我规制与转变执法观念。     

“黑名单”制度的属性、功能及其边界控制

"黑名单"制度因其具有极强的制裁与惩戒性宜将其归为行政处罚。虽然"黑名单"制度有惩罚失信主体、预防失信行为、激发守信市场的功能,但是"黑名单"制度存在无上位法依据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失信者"一处失信"要接受"处处受限"的不利后果违反比例原则,重实体轻程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黑名单"制度的边界控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满足形式合法性,二是要满足实质合法性,三是要满足程序合法性。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生态优化

管理行政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形成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生态。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既使行政在工具的意义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又使行政必须受到政治的监督和控制。在此条件下,管理行政拥有了形式公共性。然而,随着实质公共性追求的确立,作为工具性行政的管理行政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促进合作的需要和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要求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服务行政难以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应是一种合作政治的生态。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