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区志愿服务参与中的参与式民主

作为从左翼理论界发展起来的一种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对立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借助复兴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参与概念,提倡一种全面参与的、积极的公共生活,试图建构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参与式民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紧密相连,参与式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成长.笔者依据2008年在南京市进行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的调查为研究基础,通过描述和分析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探讨居民志愿精神与参与式民主成长之可行性路径,期望能对参与式民主在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实践发展有所助益.     

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带来了民主模式的创新.相时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有精英民主理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理性选择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的有益启示是:我们应全面深入地透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哲学,批判地借鉴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入探索公民积极有序参与的价值和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机制创新.     

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的实践构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因此,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问题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式民主实践而临着参与主体参与意识缺失、参与能力欠缺和参与成本过高等问题.要通过完善西部地区农民公共参与制度设计.实现西部地区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优化组合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保证社会运行最大限度地合乎民意.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帮扶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属于"造血式"扶贫,它能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在教育扶贫开发工作中,由于存在扶贫对象识别模糊、帮扶项目与贫困者需求脱节、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资金指向不明、帮扶过程执行不力等问题,当下农村的教育扶贫成效不显著,扶贫效果不理想,乡村脱贫攻坚进程受阻,这将严重影响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实现。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     

多源流视角下地方政府推动精准扶贫的注意力配置研究

消除贫困,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以2016-2018年地方政府262份精准扶贫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注意力配置视角审视三年来地方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注意力强度与政策环境影响使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三年来呈"V"字形的变化趋势;在注意力指向方面,三年来的焦点呈瞄准深度贫困地区—聚焦金融扶贫—推进政策落实的路径,其背后存在政治源流的引领、政策源流的推动以及问题源流的纠偏的逻辑。地方政府应从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式扶贫模式、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取向、推进赋权增能参与式扶贫着手,更好地推进我国精准扶贫事业发展。     

中国特色参与式农村发展研究

中国特色的参与式农村发展主张培养农村社会自治力量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同时,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强调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作用,加强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构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主体的发展模式.当前,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建设,而农民参与不足,这不利于农村发展.为此,一是构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合作共赢机制；二是农村建设要切实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三是培育发展农村社会自治组织；四是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五是尊重乡土知识,提高农民的社区建设能力.     

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卡罗尔·佩特曼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理论家,是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70年出版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从参与式民主的内涵、功能、实现层次以及参与型社会等层面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了诠释和建构.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思想标志着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兴起,推进了西方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也对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参与式预算:困境与出路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公共预算、民主预算的制度,其建立在平等参与、协商对话、理性辩论、偏好转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温岭的参与式预算经历了十年发展后,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绩效,充分展现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遇到了困境。通过多重制度创新来化解参与式预算遇到的难题,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践行,提升基层协商民主的治理绩效。     

贫困地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

在从输血式扶贫走向协同式扶贫的过程中,社会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致使贫困地区的扶贫绩效逐渐走低。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金沙模式"的个案研究可以为我们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提供经验证据。社会资本对于精准扶贫背景下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构建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为多元协同扶贫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有利于精准帮扶;为多元协同扶贫提供基本的运作机制,有利于精准管理;为多元协同扶贫构筑必备的参与网络,有利于精准识别。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日益成为多元协同扶贫的"痛点"。为此,应通过重建社会信任、健全规范供给、扩大关系网络及政府角色换位等途径重构社会资本,为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典型的产业扶贫创新方式,在创新乡村发展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再塑乡村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存在资金严重不足、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贫困村民参与意识不强、人才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必须吸纳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注重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帮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和延伸产业链;引入专业化人才,打造"创新型"、"创意型"乡村旅游精品;构建长效性培训机制,提升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新时代下大扶贫格局的构建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范式的"大扶贫格局"。本文回顾了我国大扶贫格局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前大扶贫格局中参与扶贫的各扶贫主体功能定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大扶贫格局的构建主要采取复归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扶贫类社会组织及耦合多元治理等措施。     

从对抗到对话：一个农民维权普法协会的成长历程

本文以一个皖北农民维权普法协会为研究个案,探讨其在与政府及"村两委"的交往过程中,如何实现了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变.农村社区参与式发展的基础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合作程度,二是对话机制,同时要求各利益相关方都平等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话、沟通、妥协才得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程序中完成.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仅有力量,也更具有理性.民间组织的健全有利于培育社会理性和个体理性,并促使基层治理格局不断向良性转变.     

南疆四地州多元扶贫主体参与下的脱贫满意度分析

南疆四地州已构建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对口援疆"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在全国范围内整合配置扶贫开发资源,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本文在精准扶贫理念的基础上,基于多元扶贫主体参与的视角,对新疆特色的援疆扶贫、企业扶贫"、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进行贫困户的满意度调查,从贫困户自身角度评价了不同主体的扶贫满意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态度对脱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扶贫主体满意度效应最大,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效应大于政府扶贫主体的满意度。     

江苏参与式行政程序建设的未来路径

参与式行政程序，是指公众有序参与到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行政活动过程中表达意见、陈述主张、申辩理由，并与行政机关进行交流、沟通和互动的方式、步骤和机制。近年来，江苏在参与式行政程序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成效明显，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柯尔参与式民主思想评述

作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柯尔认为,建立在代表基础上的代议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制,真正的民主政治应当在各种有调节职能的社会团体中去寻求。由此,柯尔倡导以积极公民参与来缓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实际不平等,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受所处时代影响与局限,柯尔参与式民主思想存有难以调适的矛盾和冲突。     

“主体参与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探究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纵观当前高校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还存在形式单一、受教单向、实践性不强等问题。文章主张通过将"主体参与式"教育理念引入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参与为导向"的思路,探索"讲""拍""唱""画""演"等五种实践路径,真正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机制建设推动产业扶贫向产业链扶贫转变

<正>以政府为主导,合作社(企业)为依托,贫困户为主体的产业扶贫模式,将贫困户的土地、劳动力和产业发展资金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整合,为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持,形成了政府对贫困户提供产业发展的"造血式"扶贫,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强化了贫困户的脱贫意愿。然而这种"造血式"扶贫是否具有持续的"造血"功能,贫困户脱贫之路能否走得更远?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参与党校不同班次关于精准扶贫脱贫研讨交流的同时,到青海东部山区一些典型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我们发现:扶贫产业在对贫困户的生产要素整     

精准扶贫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高度上认识精准扶贫问题,不仅是当前优化精准扶贫战略的实践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对精准扶贫进行政治学分析,探究精准扶贫过程中蕴含的政治逻辑,明确精准扶贫对于利益整合、政治合法性、政治发展的政治价值,并从政治学的视角,构建制度化与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资源高效供给与配置体制,完善贫困村农民参与贫困对象识别与扶贫项目运作监督机制,理顺各层级扶贫部门权力关系并合理设计扶贫干部考核制度,制定既注重贫困户个体脱贫又重视贫困村整体治理扶贫政策,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开发扶贫问题研究

过去30多年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庞大,农村反贫困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在农村反贫困上形成了由生存型反贫政策、支持型反贫政策和开发型反贫政策三方面构成的政策体系。前两类反贫政策旨在解决最低的反贫需求,而开发型反贫政策旨在实现脱贫致富。上世纪国家偏重于前两项政策,而进入新世纪后,国家转向把开发扶贫作为反贫工作重点,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对开发反贫项目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开发项目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着成功率低、项目收益与扶贫目标偏离等问题。究其原因,文章的研究表明,那就是开发扶贫工作只注重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而忽视社会治理,尤其不注重其他社会主体在扶贫当中的参与、合作和分享,从而使得开发项目缺乏社会基础,导致项目不成功或者项目偏离扶贫目标乃至损害社会团结。由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将社会治理纳入开发扶贫全过程,奠定扶贫开发的社会基础,才能达成扶贫与开发有机结合,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论参与式乡镇政府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逐渐兴起并扩展,给新时期乡镇治理带来了挑战。由此,乡镇政府改革模式中必须引入参与式政府理论。理论和事实证明,参与式乡镇政府更能达到管理国家与社会所追求的效率与秩序,在总体上要优于传统的政府治理。但构建参与式乡镇政府,需要破除一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障碍,包括破除一些乡镇政府官员对农民政治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破除农民政治参与的非理性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