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导论

传统中国的行政,有一套发达的制度;与这套制度相关,有一套发达的思想体系.二者舍起来就是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不同于近现代民主宪政之下的行政法制文化;传统中国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制理念.但是,生长于东亚大陆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有着内在的特殊逻辑体系.应尝试将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行政法制理念结合起来,用现代法律文化语言符号系统重新勾画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体系.     

论建设服务型政府:内涵及意义

服务型政府主要是针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以计划指令和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型政府模式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对于我们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监督”，还是“维护和监督”——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浅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是人民法院、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三者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之和,然而行政主体参加诉讼是被动的,再加上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及"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存在,使得行政诉讼的胜诉对行政主体来讲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所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不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才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考察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不能从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去考察,而应考察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目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加入WTO这样的新的历史环境.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礼乐政治与中国传统行政的"程序"特征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中,"礼"和"乐"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强烈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礼乐政治"。在这种政治中的"行政",也许可以叫做"礼乐行政"。这种"礼乐型"的政治与行政中的礼乐,实质上可以视为政治或行政的"法定程序"或习惯程序。因此,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和行政的礼乐特征或属性,实即认识中国古代法制的特殊意义上的"程序"特征。     

葡萄牙行政行为法律制度之评介

葡萄牙1996年<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分为"行政行为的有效"、"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行为非有效性"、"行政行为的废止"和"行政行为的执行"五个部分.其在形式与内容上皆较为科学与完备,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行政行为部分或单行行政行为法颇具借鉴意义.     

论行政规划评估体系的构建

行政规划可以使政府有计划地、高效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来满足社会的需求,更好的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服务,使整个行政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这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服务和引导的功能。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规划的法律法规中,对行政规划实施中的评估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尤其是没有能够使评估产生实质意义的保障性规定,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流于形式。应当通过行政规划评估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明确规定,构建完备的行政规划评估制度,使行政规划更趋于合理和完善。     

整体性行政违法的行政法控制——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整体性腐败的研究

德沃金的整体性理论表明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中都必须保护每个人的道德和政治权力,以便公共标准能够表达正义和公平的一致观念与做法。在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法律关系主体在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可界定为广义的行政违法,整体性行政违法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公益的侵害。在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分析腐败的成因可以窥见其某种程度上符合行政违法的概念定位。当前高压腐败态势之下,腐败具有多种形态:交易型腐败、寻租型腐败等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一些懒政、庸政、怠政等"软腐败"却出现了抬头之势,此种"不为型"的"塌方式"腐败造成了整个行政运行环节的瘫痪。然而反腐败治理过程中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遏制此种不良趋势,由此需要行政法进行控制,在行政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做到去利益化,同时在不同部门之间做到协同共治。     

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计划的可变性比一般行政行为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在什么情况下保护,以什么方式保护就成为研究行政计划变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行政计划的内容是否可诉存在较大的争论,与之相比,各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判决对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利益是否可诉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承认了行政计划变动下相对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本文认为,行政计划的形成过程应当重点保障公民和有关专业人士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使计划形成时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程序保证,而对于行政计划的变动过程则应更多地在法律权利保障和防止或制止行政计划裁量权滥用的外部控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构建。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行政道德继承

传统行政文化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传统行政文化的突出部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部分 ,体现了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本质 ,因而为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 ,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道德继承 ,对我们现代社会科学行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环境行政规划的断片化分析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经济社会突出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规划,是对环境问题最直接的指南针。可是在目前阶段的环境行政规划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先引入环境行政规划的概念,分析目前我国环境行政规划的断片化现象,然后采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对目前环境行政规划立法与行政领域断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继而得出如何解决环境行政规划断片化问题的方案。     

行政规划的概念及其界定

行政规划是给付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①,是政府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规划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行政规划的概念更是鲜有系统的研究。行政规划的概念是行政规划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其它行政规划理论的基石。研究行政规划的概念必须探寻出行政规划概念所包含的要素,并将行政规划与行政指导、行政立法、行政规划行为等相关概念进行比较,方能正确、科学地界定行政规划的概念。     

大力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

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内在信仰、价值观、行政意识、行政道德、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行政传统、习惯、准则等各种要素的总和。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行政人才健康成长，增强行政群体的向心力，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疲软”状况。当前，确立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行政价值观，培育现代行政意识，加强政府伦理建设，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传统，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是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行政权含义新解

行政权是行政的核心，更是行政法学的基石范畴。学界关于行政权含义的解说可归结为传统学派与现代学派两大类。通过对行政权含义诸说之评析，文章认为，行政权指行政权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凭籍自治或法治所拥有的、运用强制性或服务性的方式管理行政事务，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共权力，蕴合社会行政权与国家行政权两种形态。     

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具体影响

行政伦理建设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使行政伦理建设不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相冲突，就必须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     

基于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审批制度创新

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央政府和全国各省、市政府都下大力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本文基于行政程序法在中国国情背景下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的策略。     

论行政侵权主体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行政侵权主体,我国的行政侵权主体即是行政主体的具体化和特定化,而公务员不能成为行政侵权主体。确定行政侵权主体必须厘清行政侵权主体与行政侵权的行为主体、行政侵权责任主体、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上的衔接问题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上的街接问题,需通过两种方式解决：一是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扩大案件的受案范围,以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现行行政审判当中出现的行政争议受案范围上的＂真空＂,制定有关的司法解释,以保证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出现的新的行政争议或超出受案范围有章可循。     

试论行政合同及其程序规范和控制——兼谈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对其专章规定

行政合同是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转变的必然产物,也是公法和私法相互渗透的完美结合.行政程序和行政合同一样,都是现代行政的民主,法治,公开,参与精神的体现和要求.本文试看从行政程序对行政合同规制的角度对行政合同的主体、范围、程序规制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论述,并对正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典是否要专章规定行政合同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分析

根据现代系统理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行政管理体制和村民自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个大系统。用系统理论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为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实现二者的互动提供理论支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村民自治开展的体制瓶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难以解决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干预问题,村民自治的进展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