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行政检察”》专题报道之二 典型案例: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润滑剂

2021年2月2 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杨某某与云南省昆明市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检察监督案等12起“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里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在发挥示范性和引领意义的同时,也让外界对于行政检察部门如何成功化解行政争议有了更多的了解。     

《走近“行政检察”》专题报道之三 扬州检察:争做行政检察工作的排头兵

“我自愿撤回监督申请……”雍某当场表态,同时承诺息诉罢访。自此,长达三年的行政争议终于实质性地化解。2020年岁末年终,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召开了一场行政诉讼监督案听证会。当天,扬州市检察院、宝应县检察院两级联动,邀请市人大代表、行政法专家、行政执法机关代表、群众代表参加听证,全市检察机关行政检察条线派员现场观摩。最终,这起由“阳光房”任性搭建引起3年行政争议的案件圆满解决。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困局与出路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是新时期法律监督改革的重要部分,对于加强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做实基层行政检察存在部分困境,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和充分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立法对行政检察规定不明确、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不健全、基层行政检察目标不明晰、监督程序不具体、行政检察部门设置不合理。对此,可从完善行政检察的立法规定、深化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主要目标、细化行政检察监督程序、改革行政检察体制等五个方面探索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出路。     

《聚焦“四大检察”》系列报道之四:做实行政检察,靠什么?

作为“四大检察”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检察具有其独特意义,其专门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特点,使外界对于行政检察工作有着很高的期望。自2018年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以来,新成立的最高检第七检察厅因承接了行政检察职能,也格外引人关注。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探讨

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是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存在，不仅有着显著的法律地位，而且有着充足的宪政依据和法理依据。当前行政违法行为在我国相当普遍，迫切需要加强检察监督。而检察监督在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有必要从行政公诉、违宪审查、追究刑事责任、强化非诉讼性监督权等方面入手，完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机制。     

数字时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发展与完善

检察建议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属于一种“柔性”检察监督手段。数字技术既能拓宽其线索范围,加强科学取证固证,保障检察建议质效,又能衍生和拓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新领域。数字时代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仍面临质效不高、与公益诉讼衔接不足、落实监督不强以及算法风险等问题,应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检察建议质量,从实体上加强检察建议内容的可操作性、从程序上重视检察建议书的有效送达、从技术上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有效衔接;应建设智慧平台,组织听证、磋商,采用公开送达方式落实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应厘定检察智能化数据利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边界,并规避数据算法蕴含的安全风险。     

深入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正>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近年来，盐城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案结事了政和人和”为目标，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行政检察“保护权利”和“监督权力”的结合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检察样板。     

“检察建议书”帮他们讨回公道

民营企业家英年早逝，其女儿要求继承父亲在公司担任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位置。司法能否干涉公司内部行政管理？一份“检察建议书”最终使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     

论“行政依赖症”

“行政依赖症”是不良行政心理的一个主要方面,其特点是人们对行政权力、机构、人员、活动有过度的和非分的依赖感,及其自身缺乏独立的自我意志、组织、活动能力等和存在严重的不自信。文章分析了“行政依赖症”的表现,探讨了它的成因,并拟议了几种克服办法。     

定位与创新: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之科学构建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制度的设计出台,是一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重要司法改革举措。创新检察监督机制,需认清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内涵、职能定位,并分析检察机关具有的制度优势及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明确检察监督原则与权力边界的基础上,着眼检察监督规律,从更新监督理念、重构监督模式、优化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等四个层面,提出创新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的基本路径。     

论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体制之构建

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起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职责,既是宪政体制的要求,也是其法律监督本职的回归,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法治统一的保障性机制。当前迫切需要加强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的组织建设并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体制。     

行政协议诉讼的制度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为中心构建的,行政协议引发的争议原本难以进人受案范围。通过将行政协议拆分为“行政行为”和“其他协议行为”两个部分,行政协议中的“行政行为”部分得以进人行政诉讼。此种做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争议的部分解决,却无法得到行政法学理的支撑。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同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方式,二者之间应是并列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需求,也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应尽职责.行政检察监督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除包括对进入诉讼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应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及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目前,应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作为行政检察监督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构建复合行政模式:“管理行政”加“服务行政”

本文在分析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两种行政模式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构建“管理行政 服务行政”这一复合行政模式的途径。     

资源环境监管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在资源环境监管领域，目前我国立法只规定了行政监管责任，对有关行政监管权力行使的行政检察监督却缺乏相应的立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依法严格履行保护资源环境、防止有关权力滥用的监管职责。     

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构建

在数字社会,电子化行政成为政府数字化的主要方式。但是,电子化行政在行政基本法典中的主体定位和制度构建依然是难题。电子化行政的逻辑起点包括合法性逻辑、主体性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因此,对我国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法律构造应该从主体构造、权力构造和责任构造三个方面展开。在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时,我国应该从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责任分配制度、建立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涉电子行政平台诉讼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高效行政”源于行政体制与机制创新

“高效”是我国行政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要做到行政高效,只有源于不断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机制创新。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而政府运行机制的创新则应围绕着“权力”、“官僚”与“程序”这三个“实体”来展开。     

公益诉讼背景下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效益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作为诸多行政监督方式之一,具有补充性。即便这一监督职责被限定于"在履职中发现"和特定领域,但因行政行为主体庞杂、种类多、数量大,故属检察监督范围的行政违法行为数量依然庞大。做好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要兼顾行政效率要求,要克服监督力量薄弱等问题,提高监督效益成为迫切需要和必由选择。为此,有必要在监督对象界定、监督协同配合、监督机制构建方面,寻求以最小的监督投入,获取最佳的监督效果和监督利益。     

行政改革的“怪圈”与价值选择

本文从行政哲学层次认为,行政改革作为典型的公共选择活动,与集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行政改革中价值导向的失调,是改革陷入“二难抉择”的首要原因。正是此因特别是价值选择的错乱与冲突,埋下了改革不彻底的种子,并流变为行政恶性“综合症”的重要诱因。着眼于行政改革的科学导向和价值建设,文章尝试提出以尊重“市场价值纲领”为核心的行政价值冲突市场化解机制。     

公益诉讼背景下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没有实现制度应然性绩效,回射出立法规定不完善和司法运作困境问题,具体表现在调查取证的权限规定不足、开展监督的操作性规则缺乏、检察监督手段缺乏刚性、行政检察队伍力量较为薄弱等。对此,需要立法完善和制度规范,健全调查取证机制,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措施,完善公益诉讼的保驾护航作用,完善专业鉴定、评估、审计机制,建立专项公益基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