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由边缘到主流：国家与社区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核心议题

国家与社区关系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战略关系和基本视角。国家与社区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结构变迁的产物。中国社会国家与社区关系分为三大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由“常态化”转变为“虚幻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区关系由“虚幻化”转向“社会建构”,并形成一系列核心议题。社区与公共政策、社区与国家关系已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与政策议程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施“135”党建工作模式加快推进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基本抓手。社区建设离不开基层党建工作这只基本“抓手”，城市社区党建也只有在推动社区管理与建设中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源活力。福州市鼓楼区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社区党组织要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多作贡献”的嘱托，近年来围绕创建“五在社区”（美在社区、爱在社区、乐在社区、安在社区、和在社区）目标，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创新“135”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即“强化一个领导核心”、“建设三支队伍”和“建立五项机制”）结合起来，将“135”模式引入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之中，以党建工作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目前，“135”模式已经在福州市全面推广实施。一、强化一个领导核心。构筑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坚强堡垒     

“村改居”社区转型期自治模式探微——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处于行政村向城市社区过渡与转变的阶段,这类社区呈现出典型的过渡特征。探讨这类社区自治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村改居”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建设特征与问题的分析,探讨了“村改居”社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村改居”社区良性发展的若干思路。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三元”: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农村城市化的产物,村改居社区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的一种独特形态。鉴于村改居社区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客观事实,城乡二元结构范式成为村改居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主张村改居社区治理应从“村治”向“城治”转型,以促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融入。然而,“城市本位”的治理转型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村改居社区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对城乡二元结构范式及其指导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发现村改居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实际的城乡三元结构范式。“城乡三元”是基于城乡关系变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补充与完善,强调在城乡要素密集互动的领域形塑出一个城乡结合的新型“第三元”结构,并与城乡二元一起形成“城—郊—乡”三元结构。由此,村改居社区的研究视域也相应从“城市本位”转变为“郊区本位”,村改居社区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基于城乡关系的范式转换能够厘清村改居社区研究的经验迷惑,促进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视野开拓。     

让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

日前,笔者到广西采访,听到一则趣事:自治区主要领导分别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信、“驻社区单位党员联系卡”,送到所住社区党组织。这是该自治区开展的一项名为“在职党员双重管理”的活动,让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在职党员为何要“回社区报到”?这与社区党建遇到的难题分不开。社区在中国出现,是近几年的事。以往,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单位人”,他们居住在单位大院里——不管是本单位还是外单位的,大院的管理都是单位说了算。随着新型住宅区的兴建、人口流动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了“社区人”。然而,社区建设和管理却面临一连串的尴尬:人际关系冷漠,居民只把社区当“住处”。社区内的事,或没有人管,或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重重。个别社区还成了偷盗、吸毒甚至杀人等不安定因素滋生的土壤。社区也有管理者,但往往不很称职。物业公司收费服务,很少从社区和谐方面考虑;居委会名为居民自治组织,但人数太少,无力管理数量庞大、成分复杂的居民。     

加强村居混合型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

一、村居混合型社区形成的原因及特性 村居混合型,顾名思义由村和居这两部分组成,其“居”即城市居民区,这村是“城中村”。“城中村”即城市中的“村庄”和“农户”。在划分社区时,按照地域板块型特征,将这些“城中村”与居委会划为同一个社区,从而形成了“村居混型”社区这种特殊现象。这一类     

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及建设思路

“回归社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呼唤 ,也是我国构建社区体制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建设理念 ,坚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的协调发展 ,坚持政府行政推动与发挥居民自治的辩证统一 ,坚持社区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协调一致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路     

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村落的衰败与现代社区的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的投入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两大主题背景。我国新农村社区大致分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和“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模式三种类型,其中第二种是适宜在我国推广的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可分建设农村社区、构建社区自治机制两大步来进行。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城市社区文化功能的发挥。和谐社会中“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都要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实现,而社区文化建设目标最终通过上述几个和谐落到实处。     

社区民主：缘起、条件、特点与意义

社区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新兴的以城市居民自治为基础的，社区群众、社区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合作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别于国家民主，社区民主属于“非国家形态民主”或者是“草根民主”。社区民主一方面是政府重构城市基层社会进而推     

她是一棵常青树——记沈阳市和平区文安路社区党委书记胡敬琴

10年来，她与1．3万名社区居民朝夕相处，与驻街单位精诚合作，与社区干部同甘共苦，把所在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群众喜爱的文明社区、安居家园。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社区”、“全国和谐示范社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六共”推进社区建设

<正>为扎实推进社区“三有一化”建设,着力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辽中县突出“六共”,扎实开展社区“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工作,逐步探索出一条有效发挥驻区单位和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新途径。一是实行党建工作共创。驻区单位把社区“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与社区     

怎样开创社区共建工作新局面

人们常说：“社区是我家，共建靠大家。”在社区共建工作中，作为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哪些作用、做好哪些工作呢？日前，四位来自和平区小白楼街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做客本期“支书茶座”，就“怎样开创社区共建工作新局面”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社区“微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

唐山市推出“六位一体”社区治理模式,核心是把党建融入社区治理各环节,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楼门长和综合服务站等多方协调联动的运行机制。“六位一体”建设与基层党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紧密结合,实行社区“微治理”,奏响建设美好家园生动乐章。     

易门县严把“五关” 提高干部选任工作水平

江城县拓展社区党建新思路，扎实推进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的建立。一是建立党员责任区。在社区设立“党员责任区”，使社区居民的思想教育、社情民情信息的收集上报、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都有党员负责。二是建立“社区党员示范户”制度。把社区中的优秀党员户列为“党员示范户”，悬挂“社区皆品示范户”牌子．     

石河子市社区治理难题及其破解——基于219封社区治理信件的文本分析

石河子市社区治理进入“瓶颈期”,如何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是当前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为此,以2007—2023年石河子市“市长信箱”中219封社区治理信件为突破口,通过对来信内容的分析,归纳出“积重难返型”“接踵而至型”“损人利己型”“移花接木型”四种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对回复内容的分析,找出社区治理难点,摸清社区治理难题症结,最后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     

社区党员管理要走出“活”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区已经成为人们生存和生活的主要空间,成为广大社区党员展示先进性的重要舞台。社区党员人数在不断增多,就业形式在不断变化,“自由度”也在不断增大。要使社区党员始终生活在党组织之中,并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必须坚持“求活”,不断创新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改进党员管理工作。一是活动方式“求活”。在社区利益主体、“社会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社区党组织的党员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社区党组织首先要主动争取驻区单位党组织的支持配合,在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与驻社区单位“结对共建”,努力在社区内营造事情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