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排除式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合理性分析

有观点认为,笔者先前提出的以一种排除式的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进路存在“忽视整体性价值”的缺陷。本文在阐明这种排除式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对该诘难进行回应,进而提出适用排除式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所应遵循的四大标准,并试图为当前对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进路。     

试行政府行政公开的若干理论基础

公开,一般的概念是指真实的信息不被隐藏。在当代公开原则已成为西方行政法中的最大特色之一,被视为行政活动的“阳光”和“防腐剂”。因为只有公开,才有参与和监督,才能防止“暗箱作业”带来的腐败,才谈得上民主。而作为行政法中的行政公开原则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公开,以便于接受法律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换言之,行政公开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透明的、让公众知晓的政府和帮助公众知情的政府。行政公开的内容很广,涉及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外部行政行为,也包括内部行政行为;不仅针对行政相对人,也针对对行政机关内…     

论“ 确认式庭审”——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入法为契机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刑事庭审将日益呈现出两种互为补充的功能样态，即“实质化庭审”和“确认式庭审”。与“实质化庭审”迥然不同，“确认式庭审”的主要特质体现在，审理形式的简约性，裁判生成的即时性以及程序周期的精炼性，其形塑机理既在于前置条件的实体化，也在于审查对象的特定化，更在于裁判结论的耦合化趋势。“确认式庭审”的隐患根源在于，其无法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有效的审查，不仅可能导致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无法得到应有的从宽处理，也有可能发生量刑结果畸轻畸重的情况，甚至还会增大刑事误判的风险。因而，需要立足于审、控、辩三个维度，对“确认式庭审”进行继续优化。     

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瑕疵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1] (P4 0 9)也有人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如果是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特定的事项时,应当告知其行政决定的理由,以便听取他为自己辩护的意见:如果行政决定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项时,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这一决定的依据、政策导向,以便行政机关的决定更具可行性。”[2 ] 后者把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了说…     

嵌入性视角下的市场、组织与国家——关于一个客运组织形成运营过程的实践分析

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研究，通过对一个客运群体经济行为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并“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嵌入”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生成；实质上则体现着市场、行政、社会、文化传统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嵌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由外在的市场实践、社会转型以及同时发生的行动者的形变为其提供支撑。这一过程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个体采用组织化的方式，作为应对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力量的影响和市场竞争的策略性选择。     

以公共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建构

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核心而构建,区分行政活动的行为形式和法律形式,以行为的“法效力”确定行政法的介入空间和限度.这种学术体系适应了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传统法治理论.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活动既要遵循以个体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法律形式理论,更要适应国家任务转变和行政活动方式拓展的现实,建构行政任务导向的现代程序架构.公共听证因其程序开放、信息公开、利益互动、责任共担而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条规定表明：除法律规定的某些行政机关有自己的强制执行权外，其余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均由行政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要想获得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要有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规章的授权。由此可见，我国立法者对法院强制执行权的授予是概括式的、综合式的，而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的规定，则是列举式的、单一式的。这反映出立…     

论行政犯罪过失

行政犯罪过失是指行政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侵害某一特定的行政法益或行政秩序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研究行政犯罪中的法律过失和监督过失,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行政犯罪。     

关于军事行政诉讼的再思考

军事行政诉讼主要解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国防国家行为和具体军事行政行为外延的确定使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军事行政行为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既包括内部行政行为,也包括外部行政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军事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从禽流感谈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为应对禽流感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扑杀、强制免疫、强制检查、强制隔离与治疗等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不论是合法行使还是违法实施,都可能对人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失和限制。基于此,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提出国家应建立行政补偿制度,对利益受损相对人进行行政补偿,已达到既防止了禽流感又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双赢”。     

公民参与和民主公共行政——以话语民主为研究视角厂廖晓愿

公民参与是否必定能够实现实质的民主？传统封闭的行政系统掌握着“话语”的垄断权,即使公民参与,也至多是一种“伪民主”。“话语理论”,特别是后现代“行政话语理论”,对于构建一种实质的民主,促进公共行政民主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建设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三个维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视角

建设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内容维度、表达维度和接受维度展开，并保持三者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视阈中，在内容维度要使对优秀儒家文化内蕴的诠释常态化，在表达维度要使优秀儒家文化形成“仁爱”“富裕…‘公正”“中庸“和谐”的核心范畴，在接受维度要使形式载体系统化和多样化。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之界定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系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或完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中制作或获取(已经收到或被送达)的,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非终极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一些地方立法已就过程性信息做了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回避,以致实践中各种分歧,故利用制定行政程序法、修订《条例》之契机,在豁免公开的范围内增列“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事项,在结构上分为豁免公开与准予公开两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考虑“损害标准”与“豁免公开限制条件”两方面.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路向、修改要点和修改方案——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建议稿

我国《行政诉讼法》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这些缺陷仅靠司法解释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成为紧迫课题。已正式提交我国权威法制机关的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认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仍然可行,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须加以修改补充。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修改建议,其主要创新亮点是：（1）调整重述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2）增加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3）用＂行政争议＂替代＂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和起诉权的基本标准以扩大保护范围;（4）提出了改革现有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5）系统构建了指定异地管辖制度;（6）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新的证据类型;（7）确立了诉讼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则;（8）增设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9）系统构建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10）将司法建议制度正式化并强化其功用;（11）建立赔偿（补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12）增加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与非必要性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新的《行政诉讼法》将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新《行政诉讼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行政审判实践中＂变相调解＂现象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而导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居高不下,大多学者及实务界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学者对这种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但综合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理由和根据并不充分。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具备必要性。     

我国医事仲裁庭的架构研究

建立医事仲裁庭,实现医、法直接结合,同步完成医疗过错的认定与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摆脱医患纠纷法律处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公民是否享有人身权无需仲裁也不能仲裁,但患者的人身权是否受到医疗过错行为的侵犯、是否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赔偿,则属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取代《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时起,医疗事故侵权赔偿已经不再属于卫生行政处理的范围,此时医事仲裁已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建立医事仲裁庭在制度基础与人才储备方面均有可行性.在医疗服务合同签订时、履行中、履行后,均应允许医患双方签署医患纠纷仲裁协议.架构医事仲裁庭的便捷方案是在现有仲裁委员会的基础上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仲裁员,其他规制可适用《仲裁法》.     

民主：共产党的生命

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与民主的关系不仅是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是决定共产党能否完成历史使命的重大实践问题。在共产党历史上，对于两者的关系，有的认识清晰却缺乏一贯性，有的认识模糊，有的认识片面、偏颇；而且，共产党的民主实践在发展民主具体形式方面也做得不够。民主是共产党历史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是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原则，民主是共产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形式。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行政责任研究

建筑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中承担的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最多、最具体,因此行政责任应当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主要法律责任形式。文章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政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条例》的制定提供立法建议。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的具体含义,没有对＂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现象,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只有科学界定＂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加强立法,扩大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对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竞合的处理规定,行政执法主体竞合的处理原则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真正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