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鹤岗 实施“煤头化尾”延伸产业链

正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一座因煤而兴,同样因煤而困的城市。2011年鹤岗市被国家确定为第三批25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面临产业的转型压力,鹤岗市通过"煤头化尾"集聚发展,并大力开发石墨高精尖产品,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条。     

第三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韶关 建设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

正韶关市曾是广东省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原材料产地,以煤炭、铜矿、铁矿、铅锌矿等采掘业和资源初加工为主。近年来,韶关市大力推动转型发展,提升壮大优势传统产业、培育建立接续替代产业基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旅游经济等,转型发展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第二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景德镇 文化创意产业领军全国城市

正自从2007年江西省景德镇市成功申报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试点以来,景德镇确立"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这一发展定位,探索出了一条"由传统粗放工业向高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转型"的特色转型发展之路。     

第三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昌江 “加减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正昌江黎族自治县,一座位于海南岛西海岸的传统工业城市,正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芒果、蜜瓜带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以核电等为代表的绿色低碳工业推动工业升级,打造山海黎乡大花园的全域全季旅游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昌江的转型发展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一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个旧 延伸锡产业,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正作为首批被确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老牌工业城市,个旧因"锡"而立,因"锡"而生。在近十年的转型探索中,个旧终于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让转型发展的"个旧模式"闻名遐迩。个旧咋样了?5年来,不少人在问。作为中国锡都,如何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全面落到实处,个旧备受关注。     

第一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阜新 告别“一煤独大”成功转型

正2001年12月28日,辽宁省阜新市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过了16年的经济转型发展,阜新市由过去单一的煤电之城,逐渐彰显出三大支柱产业清晰、多个产业跟进的后发优势。阜新市位于辽宁省西部的低山丘陵区,地处东北和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地带、辽西蒙东地区的地理中心。《小康》记者从阜新市人民政府获悉,阜新"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是     

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代表——耒阳 由“依赖资源”向“超越资源”跨越

正转型十年,湖南耒阳实现由"依赖资源"向"超越资源"的跨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经济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未来转型主要集中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神农创耒,蔡伦造纸。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的耒阳,是该省最大县级市,也是全省最大县级能源基地。耒阳以产煤著称,煤炭资源规模开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过突出贡献,但多年采矿给当地生产生活环境同样造成严重影响。     

第二批资源枯竭代表城市——孝义 创新,山西“首富”打造金山银山

正山西"首富"孝义,通过创新,告别了只会卖资源、卖原料的初级水平,人民幸福指数也不断上升。2017年11月14日,山西省孝义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也是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中山西省唯一上榜的县级市。这样一个金字招牌,无疑是对孝义市近年来城市现代化建设、市民素质提升、政务环境好转的最好肯定。而仅仅10多年前,孝义市还是一     

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代表——潜江 从“一油独大”走向多极支撑

正将优势产业做强做大,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潜江成功改变了"一油独大"的经济格局,多元产业正凸显效应。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潜江,湖北省直管县级市,位于江汉平原,武汉城市圈成员。境内和附近地区有全国十大油田之一的江汉油田,素有"曹禺故里、江汉油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的美誉。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勘探开采,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创新——基于上海杨浦老工业城区创新转型的思考

该文分析了上海杨浦区通过十年探索,初步实现从“传统工业杨浦”向“知识创新杨浦”的转型,在转变资源认识观念的同时,政策、市场、产业及空间配置、人力资源、环境等五大关键性创新要素在成功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     

用文明丈量城市的高度——写在表彰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之际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2011年12月20日,中央文明委在京隆重表彰第三批27个全国文明城市（城区）;连同2005年、2009年表彰的第一、第二批经复查合格的,如今全国文明城市（城区）已达50个。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着城市建设发展的＂中国道路＂。     

城市转向农村星光照亮全国——民政部部署第三批“星光计划“工作

作为一项惠及全国城乡老年人的"民心工程"--"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从2001年6月开始启动,经过两年的积极推进,已取得显著成效:首批"星光计划"共建成或改扩建项目近7000个,总投资24亿元;第二批"星光计划"共建成项目12159个,总投资46.4亿元;今年作为第三批"星光计划"的推进之年,其意义非同已往:首批"星光计划"项目集中建在省会城市,第二批"星光计划"项目集中建在地、县级城市,而第三批"星光计划"项目建设的重点将由城市转向县城镇和农村.今年是实施"星光计划"的最后一年,对实现"星光计划"的总体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