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风险与困境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强调公安机关、当地政府、营利性安全服务组织、非营利性的安全服务组织及公民个人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是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政府单中心供给的不足,成为推动公共安全管理民主化、社会化、分权化和竞争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合作网络治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诸多操作层面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理念还未深入人心、多元主体还面临身份认同的合法性质疑;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可能引发公益性风险和道德风险;对合作网络治理中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估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等。多重的风险与困境直接影响着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绩效。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随着我国公共安全事故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党政职能部门作为公共安全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维框架下公共安全服务呈现出多中心治理格局。实践中公共安全服务的行动者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党政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队，还包括志愿巡逻者及社区公民等。那么，多元行动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到合作组织网络中？公共安全服务中具体存在哪些合作网络形式？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大数据: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思维与新技术

当前我国正处于风险高发的社会。风险社会中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呈现集中爆发性、复杂广泛性和危害严重性的特点,公共安全治理面临重应急处置轻风险治理、安全意识淡漠、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技术落后和能力低的困境。当前兴起的大数据革命为我国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新思维和新技术。大数据思维将风险治理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逻辑起点,遵循正向思维全流程治理模式,重视科技话语,重塑治理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的多元协同和科学化。大数据技术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强大的数据信息基础支撑、工具能力支撑和技术平台支撑。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行为过程—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迭代过程。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作为新近出现的风险,新兴风险有着已知性与未知性交织、陌生性与不确定性共存、关联性与耦合性并联、发展演变转化模糊等特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依托于社区治理,面对新兴风险,主要有治理边界延伸与新兴风险的陌生性不相适应、治理资源分散与新兴风险较强的关联性不相适应、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与新兴风险的动态变化性不相适应、治理模式相对确定与新兴风险的不确定性不相适应等困境。加强制度供给,促进条块契合;整合优化资源,促进功能弥合;丰富治理工具,促进要素融合;强化网络构建,促进点线面结合,以更好地应对新兴风险,从而夯实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础。     

网络公共空间的有效治理:目标、主体与手段

对于网络公共空间的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之争。走出两难取舍困境的出路,取决于在多元化与有序化之间探求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平衡之道。网络公共空间的有效运转依赖于良好的网络秩序,良好秩序的确立有赖于实施一种多元治理主体和多种治理手段相结合的民主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上,传统的单一政府管制模式应转变为政府督导治理、网络运营机构协作治理和网民自主治理相结合的合作治理模式。在治理手段上,传统的以技术控制为主的单一管制手段,应转变为由立法、技术和道德三个维度的手段共同组成的综合治理体系。由此,构建一个文明、理性、宽容的网络公共空间,充分发挥网络公共空间的民主潜力,最终实现网络公共空间的"善治"。     

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日益深入,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阶段,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源大量滋生,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已成为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做好危机预防,才能保证公共安全的良性治理。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能对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进行全方位控制,这无疑对政府治理能力构成不小挑战。在此情形下,政府寻求同其他参与力量的协同共治便成了化解困境的可行路径。理论上,协同共治的展开可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实践上,政府须转变治理理念,主动介入社区建设,通过设立公共论坛,采取协商决策,构建制度规范来重建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新时代边疆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边疆公共安全治理性质独特，有别于一般公共安全治理。边疆公共安全治理属于国家安全治理的全局性问题，具有明显的跨界性、跨国性与艰巨性。在边疆公共安全治理原则上，要统筹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统筹公共安全治理与社会治理、统筹各领域公共安全治理、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治理。在边疆公共安全治理思路上，要完善统筹边疆公共安全的领导体系、各公共安全治理的综合性治理体系、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边境地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整体安全体系、兼顾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体系、跨界应急协同与应急援助机制、涉外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碎片化网络舆情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社会思潮中引导民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的能力。网络技术的扩展、网络社会的民粹化走向及个别地方意识形态工作的虚化、弱化、仪式化,导致碎片化网络舆情逐渐占据社会舆情场,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被碎片化网络舆情“牵着走”的混乱局面。泛滥的网络舆情催生“鸡毛蒜皮效应”、“长尾效应”“羊群效应”“晕轮效应”和“尺蠖效应”,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丧失话语权的风险。网络时代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迫在眉睫,需要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控制舆情事件并进行专业化处理、加强网络舆情有效预判和政策的合理统筹等。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空间时有体现,成为不和谐因素,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团结,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在政界、学界和新闻工作中始终强调历史清醒和"政治正确",树立底线意识;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历史观塑造;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维护历史共识和民族英雄声誉;着力治理网络舆论,源头防范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存在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采取的一些做法对当前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大都市治理与网络化政府间关系相关性分析

东西部都市区的治理水平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主要缘于政府间是否构建了网络化关系.因此,对大都市治理与网络化政府间关系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诉求表达及其参与主体的特殊性分析

相对于一般的网络舆情主体之诉求指向,少数民族公众在网络舆情危机中体现的意愿、诉求、指向等态度与情绪,大都集中于利益表达、社会抗议、行为动员三个方面。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中的主体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主体间的"数字鸿沟"现象更为明显;参与主体成分的多元性特征十分突出。     

网络时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

网络时代的网络参与全民性、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信息公开透明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可以通过一元化的管理向多元化的治理转变、封闭性的管理向开放性的服务转变、单向的管理向双向的互动转变来实现。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从系统论角度看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

文章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新形势下如何走出困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即将图书馆大系统视作一个整体,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加快信息资源库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等途径,真正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

互联网极大地激发了公众讨论、参与和监督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成为这一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形成了基于社会舆论对政治系统的压力,促使其接受网络舆论并作出反应。积极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特征,能够促使政府构建科学的应对策略。     

论我国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刑法立法完善

网络信息安全是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如何运用刑法来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法在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方面尽管有所规定 ,但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需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