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洋自由与航行自由权利的边界

在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现有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下,海洋自由与航行自由的内涵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沿海国与非沿海国之间常因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争议和冲突。明确航行自由的边界至少应包括两项核心内容,一是要充分尊重"和平使用海洋"原则,二是在优先"顾及"沿海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专属管辖权的基础上才能享有航行自由。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应从加强国内立法和对外凝聚共识两方面明确航行自由的内容,切实保障国家自由航行权利的实现。     

论威尔逊的行政思想

伍罗德·威尔逊（１８５６—１９２４）作为美国现代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奠基者,其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国会制政府》和１８８７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季刊》上的“行政学研究”一文。特别是在那将被视为现代行政科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威尔逊提出要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建立行政科学,并对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提出了设想。本文拟从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行政学的目的和任务、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行政学研究的方法以及行政监督等方面对威尔逊的行政思想作一梳理,以期对我国的行政学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有所启发。 一、进行…     

缔约过失责任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契约制度的核心和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私法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和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探寻协调此种价值冲突的办法。     

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及其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

<正> 合同自由原则被誉为近代合同法一切制度的核心。它起源于罗马法,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获得极大的发展,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民商法将其奉为合同制度中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进入20世纪后(实际上这种趋势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合同自由原则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与此同时,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在现代合同法中崛起,其适用的结果使得合同制度中出现许多传统合同法理论无法推导出的责任形式,对于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其地位之尊,被誉为“帝王条款”。对于这一现象,有人惊呼为“合同的衷落”,甚至“合同的死亡”。笔者以为,现代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及其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是合同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目前,我国正在制订统一的《合同法》,因此,探讨这个问题也不乏现实意义。     

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正义原则的冲突

合同自由原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因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地位、经济实力等方面产生了不对等的情况,所以人们开始用合同正义原则来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限制以维护合同当事人之间实质的公平。然而,合同自由原则应该受到合同正义原则怎样的限制,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原则之间的冲突应该怎样解决,都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当事人意志的尊重,也体现了私法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但是纯粹的、完全的合同自由已经不存在了,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来自公法上和私法上的多重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合同法其他原则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合同法上格式合同制度、强制缔约制度等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等等。我国合同法既没有明确表示合同自由原则,也没有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合同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在将来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17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自由原则被确立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原则。但当时在个人本位的历史条件下,契约自由原则被绝对化,到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原则就遭到了质疑。随着罗马法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对交易的当事人和法官裁量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补充,其规范了合同的缔结、履行、终止及终止之后的整个过程。     

论表现自由的保障原则

<正> 表现自由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是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包括以报纸、杂志、绘画、服饰、照像、电影、音乐、唱片、收音机、电视机、电脑等一切手段发表思想的自由。广义上还包括报道采访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在当代人权法上,通常将思想言论自由与集会结社等自由区别开来加以规定。《世界人权宣言》即采用此种规定方式。该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俯和结的自由。”后来的《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也都采用了此种规定方式。在各国人权法上,通常将表现自由的诸种内容采用列举式加以规定。     

浅论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今天,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出现了契约死亡的论断。然而,目前合同自由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动摇。     

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谈合同自由及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合同自由及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从根本上说都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法律反映,是由合同法的本质和目标决定的。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的首要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和支柱,同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合同实质正义,并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新要求,《合同法》从许多方面对合同自由进行了必要限制。《合同法》的其他三个基本原则即合法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都不同程度地对合同自由进行了限制,以最大化的发扬合同自由的精神实质,保证了当事人正当的合同自由。     

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幅度范围之内行使得是否合理适当,为法定权限范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提供了依据。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功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具体要求及主要形式构成,特别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合理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     

契约自由原则相对化与定式合同的性质

主要关注于定式合同基本性质 ,以便促进中国定式合同的研究水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探讨在合同自由原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相对化的历史条件下 ,定式合同是否仍然具有合同的基本性质。结论是即使契约自由原则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并没有使得定式合同丧失合同的基本属性。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合理性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力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权力,其膨胀和错位对依法行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有效手段,要求行政行为客观、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其规制的核心内容是立法规范、司法审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论不同种自由刑之间的并罚原则

由于立法的粗疏,刑法对不同种自由刑之间如何实现数罪并罚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导致学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分别执行原则本质上已经不是数罪并罚的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无论如何折算仍然存在缺陷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按比例分别执行原则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实际上,吸收原则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并不因此而放纵犯罪。承认吸收原则可以使得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在内的所有不同种自由刑的数罪并罚原则得到协调、统一。     

数罪并罚中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原则

数罪并罚中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当适用哪个原则,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刑法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七种不同观点,即折算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折衷说、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有限制的酌情(或酌量)分别执行说和有限制的酌情加重执行说。本文认为有限制的酌情加重执行说回避了其他学说的缺陷,可以作为将来立法的参考。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辨证关系

本文主要着眼于刑事法律中的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原则与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二者并不矛盾,并且能够互相共存的辨证统一的关系。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理论,该原则的采用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本文通过分析最密切联系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积极价值与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际上解决该等问题的几种模式,从我国国情出发,对今后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提出了建议。     

法律原则、自由裁量与良法价值理念的构建

实证主义法学与新自然法学派博弈之论点在于法律是由单纯法律规则还是由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政治道德构成的。实证主义法学在强调法律为双重规则统一体的基础上,承认包括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以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构成除规则外,还存在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因素,且主张自由裁量行为是法官在法律规定幅度内的司法行为,如超越此圭臬,就是一种法官的恣意行为、不正义行为。两者在法律构成上的长期激烈争论,旨在证成何种构成模式的法能最大效应地体现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秩序的规范价值理念,或言之,法律应具有何种有效体系,方能消除人治状态而实现良法之治。     

平等权原则与宽容——以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为向度

平等和自由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且经常表现为一种矛盾关系。国家强制平等往往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实现,而这种制度如果不能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某种适度平衡,就会导致来自国家或社会的歧视与缺乏宽容。就平等权原则在世界各国宪法上的规定及其实践而言,虽然不同国家的宪政制度和法治文化传统不同,但都体现了宽容的内在性要求,一如美国的"平等保护原则"和德国的"法律上的平等与禁止恣意原则"。鉴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立法归类"可能造成的歧视和不宽容,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纯理解为平等权或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都是不甚妥当的,它仍然有进一步诠释的余地。在更为根本的宪法原则层面,宽容理念要求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以对传统法治国原则进行修正,以进一步调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