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阶段的死刑制度及重构设想

世界各国死刑制度正向着严格限制到最终废除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的国际潮流。但更重要的还要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如果盲目符合当前国际社会死刑立法的发展趋势,而不从本地情况出发决定死刑的存废,必然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保留和限制死刑才是现阶段我国正确的死刑政策。     

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对我国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检讨及完善建言

死刑复核制度具有限制死刑的功能,也是“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现行死刑复核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当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如此可以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对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刑事政政策。为解决处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效率问题,可在全国设立若干最高人民法院分院负责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大力完善这一制度的具体规范,以保障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从西方的人权思想谈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完善

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随着人权思想的普及与发展,西方许多国家的死刑制度受到了人权思想的影响并有所改进。与此同时,我国的死刑制度也受到了影响,我国的死刑制度也应进行改革与完善。     

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路径与步骤

死刑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刑事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领域最受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问题。它关乎中国刑事法治的重大进步,关乎社会的文明发展,亦关乎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其意义显然已超越了刑事法的视野,而为全社会所关注。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长期以来参予我国的死刑立法与改革,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死刑制度改革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为此,本刊刊载其关于本问题的访谈,以期对我国的死刑制度改革作一理性的反思,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并探索未来的发展。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

死刑制度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死刑本身具有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死刑制度的取向以及死刑存废问题一直都是理论上和立法上的热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的部分。本文正是要通过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介绍和分析,以求对我国的死刑制度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进而对现行死刑制度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     

死刑改革的先声:浅谈我国死缓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废除死刑虽已成世界潮流,我国基于具体国情,死刑仍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限制死刑执行已成为全民共识.死缓制度是我国限制死刑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何完善我国死缓制度的适用以条件及具体执行方式,将是我国死刑改革的重要议题.死缓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将加快我国废除刑法的步伐,推动我国社会中理性、文明的刑罚观念的形成.     

美国宪法修正案与其死刑制度改革

联邦体制之下的美国死刑立法与制度改革,并非简单的州际立法取舍与司法适用标准变革问题,而是历时经久、事关宪法效力的根本问题。美国死刑改革作为世界死刑多元化改革模式中一个独立而有益的范本,其发展经历了以立法改革为中心向以司法控制为中心的转变。宪法确立的二元联邦制、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宪法修正案影响美国死刑变革的制度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与不寻常刑罚条款进行进化中的伦理标准解释,不断调整死刑适用程序与实体标准,构建出以程序上的双阶程序、实体上削减与引入法定加重情节限制为核心的死刑裁量制度,开创了死刑立法与司法改革的双向互动局面。     

论死刑的减法——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死刑制度的走向

《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我国刑法中的13个罪名的死刑,第一次给死刑做减法,并导致刑罚结构上的变化,再次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我国死刑制度走向的大讨论.     

浅谈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本文从实体法上的完善、程序法上的完善、司法上的完善三大方面阐释了我国死刑制度完善这一理论热点问题,期望能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中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展望

当今中国进行的死刑制度改革,有其良好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中国死刑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已经有若干举措,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前景,仍然是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并行不悖.     

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问题

一、刑事立法上设置死刑的罪名应逐步减少 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设置死刑的罪名共27个,其中反革命罪14个,普通刑事犯罪13个.其后,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作为刑法典续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又增设了死刑罪名11个.两者相加,其实共有死刑罪名38个.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     

浅析我国死刑量刑体系中经济赔偿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的本质是基于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予以惩罚报应,同时,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减少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实现预防犯罪。同样,作为实现刑罚过程的量刑也应在这种"本质"和"目的"的体系中进行。人民法院在对死刑案件进行量刑时决定是否将加害方及其家属等积极进行经济赔偿的行为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时,也应该首先从量刑的这种"本质"和"目的"的体系出发来判断。具体地讲,经济赔偿只有与案件的"犯罪事实"有着内在关联性,本来属于案件"定罪量刑"的要素时,并且,只有将其置于整个量刑体系下,在与其他众多的量刑要素的相互关系中被认定确实具有直接影响被告人的过去罪责(刑事责任)及其将来预防(再犯可能性)的意义时,才可以作为死刑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才可以成为慎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选择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理由。     

WTO与中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必将对国内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等经济法律制度领域，而且涉及规范政府权力的公法制度。本文认为：就本质上看，ＷＴＯ协议是一种契约，目的是约束各成员方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建立一种鼓励公平与自由竞争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ＷＴＯ协议直接对政府行为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集中表现为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律统一实施原则”、“行政公平原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原则”等方面。我们需要根据上述原则的要求，对规范政府行为的宪法和行政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ＷＴＯ背景下行政法制度的改革，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种机遇。     

浅论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法官独立原则是构建现代法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因历史传统及政治体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法官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更新我国法官制度的设计理念,改革法官选任资格、选任方式和保障制度,重构我国现代法官制度的设想。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The Use of Religion in Death Penalty Sentencing Trials

Both prosecutors and defense attorneys have presented religious appeals and testimony about a defendant's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influence capital jurors' sentencing. Courts that have objected to this use of religion fear that religion will improperly influence jurors' decisions and interfere with their ability to weigh aggravators and mitigato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both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ppeals. Prosecution appeals did not affect verdict decisions; however, use of religion by the defense affected both verdicts and the weighing of aggravators and mitigators. These results could be due to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sincerity and remorse that are conveyed in the various appeals.     

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作为现代检察制度之缘起和基本职能的公诉,是控诉功能和监督功能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通过对犯罪的控诉,实现对警察侦查权和法官审判权的双重监督,故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中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宪政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诸项职能是科学、合理的,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在质疑中国检察制度者中,多数是为了完善中国司法制度,少数存在着思想方法片面、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实际、目的动机不够端正的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研究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对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保持应有的警惕。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问题的思考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检察机关要依法明确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对于规范量刑活动,促进量刑公正,进而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基础。2019年10月24日,“两高三部”颁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一系列问题,如量刑建议的形式、效力、调整、审查与采纳等作出了规定,但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甚至误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适用和作用发挥。为此,本刊推出本期特别策划,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问题,从制度设计初衷、制度蕴含的法理要求以及制度发展的现代化思维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实施和健康发展。     

我国刑罚裁量模式与刑事判例机制

当前对量刑平衡的相关探索和研究主要是从法律的细密化、具体化这一向度出发的。在司法实践中,量刑本身所要求的定量化与决定量刑诸因素的非定量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更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的路径应当是:从增强刑事司法的确定性出发,辅之以适应性,使刑罚裁量的统一性与个别化尽可能趋于协调。刑事判例机制的功能与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刑罚裁量模式具有内在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