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17万字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由本刊分4期发表后,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国内权威文摘杂志也作了长篇选载,学界评价热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还主要以此文为缘由举办了"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为进一步探讨该文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展开对该文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进一步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水准,同时倡导严肃科学的学术批评风气,本刊集中编发8位博士生的评论文章,以求方家教正。     

“何处去?”——再论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这段时间以来,我曾多次被朋友告知,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此我并不意外。去年我曾写作了一篇长文———《“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在学理层面上已对该著作了一个细致的批判性分析。在今天的笔谈中,我不打算重复已有的论述,而是对它进行一些新的分析。“现在我伸出手去摸她的胸……”邓正来在该书中,批判性地审查了“26年来的中国法学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在根本性地支撑着一个共同体,即,使得一群人成为一个共同体(例如在此处,“26年来的中国…     

认真对待实用主义——也谈中国法学应该向何处去

有幸应邀加入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因为我一直自认是一个思维比较简单的“问题主义”者,一般只是将注意力放在眼前所思考的问题上,而不太关心不同流派的争论、理论范式(paradigm)的演变或未来的“理想图景”[1]。尤其是我认为法学如果构成一     

中国法学的概念解析——兼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概念分析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国性质、中国品格和中国逻辑。也正是这样的概念属性,决定了中国法学在当代或者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困境。因此,重申并更新现代主义内涵仍然是中国法学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发展主题。     

法学的去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自序

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广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我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所存在     

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两个问题

一、中国法理学的命运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法理学界的许多长者前辈孜孜以求,为法学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革故鼎新,奉献了毕生心血;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学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增砖添瓦。各位法理学同仁的共同努力,换来了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推     

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邓正来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苏力实际上和邓正来一样对邓正来所界定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质疑.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性"本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定义"现代性".     

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徘徊于“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定位的争论之中,人们对传承法治理念、传授法学理论、培养法律职业能力的观念与路径鲜有深入研究。其实,无论如何定位,传承法治理念、传授法学理论和培养法律职业能力都是高等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功课”;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为人诟病的诸多不足,     

中国法学往何处去

"中国法学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虽大,却绝非大而无当.尤其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理学,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回顾中国法学近期走过的道路,评价其当前的状况,反思其前景,更是当今中国法理学的应有之义、责无旁贷之担当.     

寂寞的孤独——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试图解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从整体上"批判中国法学的内在理路及其理论前设,并由此分析"理想图景"这一核心概念的承载的"批判性与建构性",最后在分析邓正来"知识论"批判进路所开启之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可能的限度与不足.     

迈向贫富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研究关于当下的中国问题,邓正来先生认为至少有三个限定:第一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从新传统开始出现的实际上任何后现代化国家都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不关心农村人的身份和城市人的身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第二是贫富结构的问题,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在这个结构中,有些农村开始比城市富,有的城市还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第三是世界结构的问题,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简单的中国,而成了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了[1].     

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政治哲学发微——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反思”下的“不思”——灯下黑苏格拉底在《卡尔米德》篇中明确提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同时又是关于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可以通过它反观自己,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1]。同理,关于知识的知识应该是最具有奠基性的知识,它是其他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实际上这是一种反思性知识。按照我国著名的现象学者倪梁康先生的意见,“反思意识”是区别于“对象意识”、“自身意识”的一种意识形式。“反思意识”是“一种回顾的意识方式”,例如对刚才看见树的看之行为的反思,它…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理想图景与正义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

通过对中国法学自1978年以来26年间的这一个时代的批判,邓正来提出了一种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为核心问题的中国法律哲学观,其任务是建构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不仅强调了世界结构是这种法律哲学观的历史性条件,还隐含着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考虑的三类正义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上,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理论勾连,为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阐述“法律理想图景”对于法律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结构下的中国的必要性,寻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紧迫性,最终使邓正来先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得以真正出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论者极具意义,但同时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也有着某种限度。     

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

邓正来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重建问题,刊载于本刊2005年第1-4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近18万字的长文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这一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朱振、资琳、周红阳、李强、邹益民、邹立君、刘小平、蔡宏伟、陈纺和张琪)邀请邓正来先生就这篇长文的写作缘起、理论资源、哲学立场以及文章开放出来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一次纯学术的访谈。这次访谈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求邓正来先生对这篇长文的内容进行重复性的解释———尽管适当的解释和澄清也是必要的,而是旨在通过对论文写作之诸多知识支援和理论问题的追问而达到从整体上对该论文的思路以及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进行把握,进而促使读者对该论文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