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政治整合的实践进程与效绩评析

独立建国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发展经历3个主要阶段。与此相联系,可以把该国的政治整合实践进程概括为3个时期:建国初期苏加诺通过凝聚意识形态共识、推进民主制度转换等方式进行国家政治整合的早期基础性实践,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提升为苏哈托军人政权的建立写下伏笔;随后,官僚威权体制得以确立,苏哈托通过"双重职能"提升军队地位、限制政党政治发展、领导经济建设等方式进行威权政治整合实践,该实践带有鲜明的聚合性、自主性和脆弱性;及至后苏哈托时代,印尼进入民主政治转型时期,其政治整合实践路径也随之转换为民主政治整合。在该国政治民主化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深层问题也得以暴露。目前印尼在政治整合方面还有非常繁重的任务要去完成,政治整合效绩对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军队的改革

印尼军队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军队“双重职能”的问题。印尼军队的改革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以及军队内部派系斗争而呈波浪形轨迹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往“军队非政治化与政治过程非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军队的改革经历了哈比比与瓦希德执政时期的混乱，以及梅加瓦蒂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随着倾向于改革的苏西洛成为总统再一次提上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军政关系、军队职能立法、军队结构重组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影响印尼军队改革因素主要是印尼政府与军队以及军队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国内族群冲突与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军队经费不足、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等。     

蓬托菲霍体系下委内瑞拉的文官控制

"政治化—职业主义"是民主政体下文武关系类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军队政治化意味着军队权力范围的扩大与干政能力的增强,职业化则意味着军队专注于内部事务,意味着文官控制的稳固。文官控制的稳固对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延续意义重大。蓬托菲霍时期委内瑞拉的文官控制以"分权制衡"为核心,通过政府法令、宪法以及多部武装力量组织法,弱化作为武装力量体系内军令和军政中枢机构的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加强总统权威,确立了一种武装力量内部的分权制衡机制。此外,作为对一系列文武关系制度建构的补充,历届蓬托菲霍政府还利用物质安抚、民主价值灌输、监视、严惩军事叛乱行为等非制度化的策略来加强文官控制。蓬托菲霍时期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文武关系制度建构以及非制度化的文官控制策略对推动军队职业化、限制其权力范围、预防军人干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蓬托菲霍时期委内瑞拉民主政治稳定与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延续

1998年,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和"新秩序时期"的结束开启了印度尼西亚民主化改革的新里程。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逐渐接纳华人,认可其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同时,华人逐步走向政治舞台,参政意识从弱到强,参政态度从冷漠到热情,参政人群从精英阶层过度到大众,国会议员和各级政府公职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华裔身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印度尼西亚人(四)

长官主义(Bapakisme)但是,如果在当前所谓的"新秩序"时期确实存在上述特性,那么我们大家确实需要进行全面的反省。因为这些特性表明,自从我们取得完全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人的品质已经急剧地降低。因为如果不伴随经济上的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够的。而为了     

智利还政于民20多年的经验与启示

在长期深陷发展之困的拉美诸国中,智利以20多年的还政于民之路实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成功转型。智利民主政府取得成功的经验在于:在延续军政府时期奠定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同时,注重维护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断提高社会支出规模,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合理地平衡了"转型正义"和"原谅与忘却"的原则,保证了转型期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笔者最后提出以下启示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威权制度可能提供经济结构"向好"改革的机会,且政治专制与经济增长也可以长期共存;民主化进程需特别注意改革的次序,不可片面追求民主政治目标;实行各派别之间的联合执政,避免单一派别在政策上矫枉过正;构建包容式的社会文化有助于避免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     

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

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拉美政治左转的思想高地;天主教会仍是最能影响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在历次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土著人组织通过其政治参与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是拉美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之一;社会运动、妇女、学生等其他弱势群体也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者。此外,公民社会还包括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其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     

有关巴西政治转型进程的几个问题

1970年代中期巴西军政府主动推行政治开放的原因是,在消除左派威胁并经历一段非常时期后,恢复民主制一直是巴西威权主义联盟内部一些成员、特别是军队内部的温和派的政治要求。此外,其他原因还有军政府在体制和理念上与此前的民主制仍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军政府合法性的下降和实现民主的代价减轻。1985年大选中反对派的获胜是执政党、反叶派和军人三方力量对比和策略变化的结果。1974～1985年巴西的政治转型属于“通过交易的转型”。一方面,它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解放”,而且军政府控制着转型的过程。另一方面,反对派接受军政府对于政治转型过程的控制。巴西政治转型的这种独特的方式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马尔代夫政治转型与前景分析

马尔代夫在经历了修宪、2008年总统选举、2012年总统被迫辞职及2013年一波三折的总统大选后,实现了由政治独裁向政治民主的初步转型。在新时期,马尔代夫的现代化民主进程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宗教问题、多个政治势力争权及不同民主政治模式与国情结合等问题,马尔代夫的政治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俄罗斯军队的职业化变革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其军事力量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竟然在短短的十多年里通过自身的变革,由以前两三百万人骤减到百万左右,的确令人震惊。本文将从俄罗斯军队职业化改革这一角度来观察俄军队改革的艰难历程。一、各国军队职业化变革的历     

试析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政治主体对民主模式有不同的选择。"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拉美左翼成为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和实践者。20世纪末拉美地区政治格局"左转"对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拉美左翼执政后进行了有效的民主治理,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政权和政党更迭中,也基本遵守选举民主的竞争原则,使民主政治经受了考验。激进左翼的民主观强调民众赋权和参与,在执政后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参与制民主作为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试图构建以参与制为主的新型民主模式,积极推进参与制民主建设,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主政治的包容性。但是,激进左翼政权加强总统个人集权的行为和强硬的执政风格,弱化了代议制机构的横向问责制,加剧了政治极化,弱化了政治多元性,使得激进左翼的政治民主发展颇受诟病。温和左翼在理念和实践上都没有突破代议制民主的窠臼,使得代议制民主政治得以稳定发展。拉美左翼深化和完善民主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从“政治司法化”到“司法政治化”——论泰国宪法法院的功能退化及原因

民主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让民主成为"小镇里唯一的游戏"。在"政治司法化"的过程中,法院成为解决政治争议的主要场所。但是,对司法审查机关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法政治化"色彩会愈加浓厚。泰国民主转型从"政治司法化"到"司法政治化"的退化,说明司法权并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司法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性。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为司法权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法院对规则和秩序的守护又可以避免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司法权应当重视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科学的谋划和积极稳妥的推进均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苏哈托后时代的印尼军队

对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最普遍的一种解释是军人政权．印尼军队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是从独立战争时开始确立的。军队有长期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使军队认为他们比其他政治集团更有资格和经验进行统治。同时．印尼宪法第二条规定了印尼共和国军队的双重职能，它不仅是一支职业的军队，为人民保持一个坚实的国防和稳定的局面，同时也有权参与和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一支为实现独立理想而奋斗的军队。执政３０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是军人出身．其政权的基础是军队，他反映了军队的利益．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苏哈托上台之后，对内加强军人统治，强调国家…     

印度尼西亚:军人国家的稳定性如何?

1978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第三次当选连任,为期五年。但是,在今后五年中他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充当这个散乱的岛国的政治领导人。苏哈托1966年取代了第一任同时也是终身的总统苏加诺的职位,终于结束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在他上台之前,印度尼西亚已经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获得了政治自由;在经过了几世纪被统治之后,印度尼西亚重新取得了独立;议会制机构为权力主义机构所取代;军队被动用来从荷兰手里夺取西新几内亚,并试图粉碎新成立的邻国马来西亚;该     

民主模式转型与印度外交政策趋向

随着新经济改革的实施,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民主政治模式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地方权势不断壮大、中央权势不断萎缩,印度"去中央化"政治格局明显;为支撑经济发展,政府颁布实施了宽松的政策,促进了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商业利益集团的壮大创造了条件;为捍卫自身的权益,低种姓势力不断扩大在印度民主政治中的影响。在此情形下,由"国家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变的印度民主模式在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从民主模式转型视角探究印度外交政策的趋向,既能增进对印度政治制度的理解,也能为人们从学理上探究一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提供可鉴分析范式。     

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在渐进改革阶段的主要产物,"普京主义"适时应对了叶利钦末期上演的经济转型危机与社会转型危机,逐步建构起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政治能力有所增强,同时致力于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秩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转型目标。借助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固有争论,化解俄罗斯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之后,"普京主义"继续折射出多种国家治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处于渐进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必须寻求一种基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均衡。     

六.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阿沙汉工程支撑着一个艰难的年头

印度尼西亚正在从去年(1975年)所出现的日本向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额和向印度尼西亚购买的出口商品额急剧下降中摆脱出来。这是令人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一年里,日本经济势力的利益已在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暴露无遗,这和前些年印度尼西亚人只是抱怨一下日本人对印度尼西亚当地商业的“控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印度尼西亚人仍继续不断对日本人进行批评,促使日本着手进行庞大的阿沙汉水力发电站和炼铝厂的建设工程计划。关于阿沙汉工程计划的协议是1975年7月苏哈托总统进行世界性访问的一项重要的成果;日本前首相田中在他1974年1月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提前结束的匆匆访问时正式承诺了要对此项工程计划提供援助。     

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及其前景

民主化是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其进程中 ,“中东例外论”不符合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实际情况。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实践尚处于初始阶段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中东国家的权威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外部的影响等因素 ,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仍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政治现实 ,但是 ,随着政治改革势头的逐步强化 ,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有限民主乃是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一种选择。     

十多年来原民主德国地区政治转型

1989年政局剧变后,民主德国实行制度上的某种转变.仅在政治取向上,民主德国放弃共产党即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对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德国实现统一.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地区(德国东部或"5个新联邦州")全面采用联邦德国政治制度.十多年过去了,德国东部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早已结束,从宪法和法律上已完全实行联邦德国政治制度.但是,要按照联邦德国模式在德国东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则仍有一个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东部政治制度转型尚未完全结束.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称,"路仅仅走完一半".人们通常也说,德国统一十多年了,钢筋水泥筑造的"柏林墙"早已被推倒,而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遗留在许多东德人的头脑中,即"新"的政治制度尚未为他们所完全接受,尤其是地区差异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差异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和磨合.     

迈克尔·麦克福尔及其俄罗斯民主转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美国的"俄罗斯通",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既是外交官,又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福尔的涉俄经历为其俄罗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学术成果也丰富了转型理论.他将促进俄罗斯"民主转型"引进学术研究,成为美国研究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代表,使美国促进俄罗斯民主转型有据可依,也使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进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