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社会性别分析的几点认识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社会性别概念被应用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8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介入国际关系学科,社会性别也被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引入,揭露出传统国际关系学科所存在的性别缺陷和男性偏见,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在利用这一分析手段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性别分析所存在的缺陷。     

对国际关系裢社会性别分析的几点认识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社会性别概念被应用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8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介入国际关系学科，社会性别也被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引入，揭露出传统国际关系学科所存在的性别缺陷和男性偏见，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在利用这一分析手段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性别分析所存在的缺陷。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     

社会性别分析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

社会性别分析在推动女性个体从“弱我”转化为“强我”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有益于增强女性间协商与合作的群体意识。女性改变自身实际生活现状的发展型渴望产生了对社会性别分析的迫切需求 ,而这种需求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社会性别分析能否被创造性地运用到她们的实际生活中。     

试析广告中的性别差异与角色误区

现代广告创意中的性别表现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广告中的性别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极度模式化的,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随处可见.这种权力关系首先表现为广告中男女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模式,其次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家庭分工模式.广告创意中性别因素与表现形式的不同,是既定的男权中心文化的产物,对男女两性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弱嵌入性与社会性别培训——对云南妇联系统社会性别培训实践的认识

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在特定时空的行动者理性嵌入及互惠预期的推动下，通过进行中观层面的结构嵌入，形成了特定网络的结构化、培训者资源和培训教材；云南省妇联系统作为被嵌入者，又从妇联的制度结构、话语情景及嵌入者身份、规范等方面赋予了嵌入者种种社会规定性，发挥了参与性培训的工具性作用，在嵌入者与被嵌入者互动的过程中，构建了特定的培训场域关系系统、传播和再生产社会性别知识并重新型塑参训者个人。参与性社会性别培训作为社会性别理论嵌入、尤其是自我嵌入的一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但也有局限性，面临很多挑战。     

山东女子学院“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行动”研究项目获“联合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授权

联合国—中国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项目新闻发布会暨第七批项目授予颁奖典礼于2014年8月20日在北京举行,山东女子学院王爱英教授主持申报的"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行动"项目,在全国备选的73个项目中一举中标,成为本次被授权的6个项目之一。CGF全名China Gender Fund(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由联合国社会性别平等专题组于2004年建立,旨在促进中国的社会性别平等,促进妇女赋权。在过去十年里,CGF共筹集420万美元,支持的59个项目遍布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山东女子学院本次中标的项目是山东省承担的第一项CGF项目,标志着该校在性别平等和妇女研究领     

西方社会结构视阈下性别因素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剖析

尽管女权运动警示学者们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以性别平等为前提,但是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西方犯罪学家梅塞施密特主张:"犯罪行为是男性表达男子气概的手段",[1]并指出对极端男子主义的理解是剖析暴力犯罪的前提。然而近年来,女性暴力犯罪数量大幅增加,尽管越来越多的犯罪学者试图从女权主义学理论中寻求指引以期剖析社会性别结构并探究性别与暴力的关联,但是针对女性主义与暴力犯罪的文献仍相对较少。因此,尽管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均证明极端男子主义与暴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是要形成对暴力犯罪的全面认知,极端女性主义也必须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即全面认知暴力犯罪不仅需要解构极端男子主义,同时也需要探索极端女子主义。     

试析妇女联合会组织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中的责任

由妇女联合会组织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它应当在社会性别主流化中承担推动者、监督者和催化剂的角色;在具体工作中,妇女联合会组织应当明确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承诺和发展战略,以社会性别统计和社会性别分析为手段,推动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的主流,推动其他部门和组织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赋权予妇女,并在全社会进行社会性别平等的倡导;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工作,妇女联合会组织还应在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方法以及工作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技能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社会性别预算本土化的路径选择与倡导机制

社会性别预算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到公共预算中,系统地评估了政府收支对两性的影响,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工具。自1984年澳大利亚开展"妇女预算行动"以来,社会性别预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开来,至今已有近30年之久。就我国而言,最初的社会性别预算探索始于1995年,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性别预算路径。通过对社会性别预算理论及我国性别预算实践状况的研究,总结我国社会性别预算的路径选择,并探索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国情的一般模式,进而构建推动我国社会性别预算向前发展的倡导机制,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基矛社会性别的女性心理劣势

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方式,基于社会性别下的女性自我意识不强,成就取向较低,自身期望值不高。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使新的社会性别建构成为可能,巴特勒提出了“表演性颠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性别的行为是表演性的,人们可以通过表演性颠覆来建构新身份。     

社会性别视野下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

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市场中知识女性阶层的主导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往往无法避免用人单位的性别偏好，遭遇性别不平等待遇。目前，我国整体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女性的就业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程度。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为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国内社会性别研究期刊文献分析——特别关注教育的方面

对“中文期刊网”上1994～2005年间发表的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346篇文献的量化分析表明;研究文献的数量从高速增长到平稳发展,研究日趋理性;研究的诉求从理论引介到本土化和主流化;研究涉及多学科和领域,反映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工具”价值,其中教育和社会领域的研究较多等。社会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不能真正采用跨学科研究、我国关于性别和教育的研究理论和实践成果都很有限等问题。     

中国农村社会性别行为量表的发展和验证

中国背景下的社会性别行为量表(Gender Behavior Scale,GBS)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背景,采用文献研究、访谈、专家评议和心理计量的方法.经历了界定概念、建立题库、量表心理计量学特征的验证3个阶段发展而来的.其目的在于测量人们行为当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于2005年6月在中国东部一个区的农村人群的样本中对GBS心理计量学特征进行验证的结果表明,GB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应在新的样本和人群中修正GBS,以发展出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版本的GBS.     

参与式与社会性别培训

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是指用“参与的方式”启蒙社会性别意识和获取相关知识。参与式背后的哲学基础与社会性别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有用参与式方法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性别所倡导的理念和达到社会性别培训的目标。     

转型期我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及其重构

社会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自近代以来,我国重大的社会转型对两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及呈现出的特点为:女性角色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女性权利部分得到社会认可;女性群体结构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及呈现出的特点为:女性社会角色主流化;女性权利全面崛起;女性群体结构多元化。社会性别关系的重构要关注和重视以下方面:国家体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性别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     

What's the problem with gender-based analysis? Gender mainstrea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anada

Abstract: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feminist politics because it integrates a gendered perspective into all 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while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gender mainstream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social relations, to date it has been limited and delivered only marginal benefits for a few women. In the Canadian context, scholars have pointed to several contextual and conceptual issues that limit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gender-based analysis. While such studies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must also explore the creative or productive dimensions of mainstreaming. When we do so, we see that gender mainstreaming constructs a new form of worker: the “gender expert,” who is then given authority to analyse, monitor and suggest interventions based on “expert analysis.” From this perspective, gender analysis becomes a “technology of rule,” constructing gender experts whose power ultimately goes unscrutiniz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organization, thus obscuring the ways in which gender systems are reproduced or fractured by gender mainstreaming itself. In closing, the author call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away from an analytic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ly on the instrumental effects of policies and towards an approach that illuminates both the instrumental and creative impacts of policies.     

女性学与女性研究的原创性、时代性探析

在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对女性学和女性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女性学和女性研究在原创性与时代性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学科地位边缘化、原创性力作偏少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的思想认识,并建构新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已有的研究和事实显示：气候变化使本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一系列国际公约、宣言、纲领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已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将性别平等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重点关切领域包括：适应行动、缓解行动战略、技术发展战略、气候变化筹款机制。当今在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种国际趋势、价值观和良好做法，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性别平等和履行国际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