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兼论我国相关规则的建构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标准具有多元性,其具体规则主次分明、相互关联,呈现出花开多枝、多姿多态的总体表征.我国行政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独立建构应放弃建立单一标准的思路,而应当多层次立法,尝试具体规定以相对人主观因素为证明对象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性原则和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范围内的适用,以确立灵活多元的可...     

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证据立法将要制定以可采性规则为主体的证据法则。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问题凸现。本文在对电子证据的概念、法律地位界定清晰的前提下,提出了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定的具体标准,以期有助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科学证据是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对证据分析所得的判断意见。因此,科学证据属于意见性证言。为防止不可靠的科学证据对法庭的误导,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必要性规则、专家证人资格规则、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美国科学证据可靠性规则经历了从Frye规则、Daubert规则到修订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嬗变。我国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主要限于相关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缺少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指导与限制,导致了错误裁决的风险。本文提出确立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规则的构想,以利于法官排除错误的鉴定意见,同时有助于法庭科学实验室的管理与制度完善,促使法庭科学实验室更严谨更科学地为法庭提供优质的法庭科学服务。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确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的新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是英美法系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从完善证据立法、推进司法改革的角度 ,我们应当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 ,该体系应当由不可采规则、有限可采规则、附条件可采规则和完全可采规则构成     

非法证据及其可采性研究

非法证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根据我国国情，目前对非法证据尚不能完全排斥，而应在查证后区别对待。     

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

证据可采性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指的是一项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而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并被采用.我国的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表述的时通常将其表述为“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引入可采性这一概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大量的电子合同、电子文本在网络商务中替代了传统的纸质载体。一方面这些电子记录在新的商务模式中起到了更加便利、快捷的商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电子记录为主要形式的电子证据也在纠纷产生时跃升司法审判的天平前。随着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逐年攀升,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也成了学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

刑事诉讼程序的双重价值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明确此点,将有助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行政诉讼中作证性行政证明证据形式的认定研究

实践中的行政证明可划分为行政确认性行政证明和作证性行政证明两类。行政审判中将行政证明一概作为书证加以审查认定实质上是一种误区。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证明的类别相异．其证据形式也应当区别对待。将作证性行政证明归入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是解除行政诉讼中作证性行政证明作为证据材料使用时面临困境的较好路径。     

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关系之重构

我国现在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只得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行政活动追求效率,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在理论上和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一旦行政证据制度得以确立,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就应当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证据规则来审查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证据的规范就应当寿终正寝了。     

美国行政裁决程序中的传闻证据——一个历史维度的考察

在美国,存在着行政裁决程序和法院审判程序两类不同的程序。传统观点认为,行政裁决程序不受约束法庭事实认定者的审判证据规则的影响,尤其以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为典型。随着美国行政程序的发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逐渐兴起,使得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和审判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两类证据规则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将为我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论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由于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直接关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必须对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做出规范。域外国家和地区有关判例在判断重复供述可采性时均是分析前次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对重复供述产生影响。此种分析严格来说不是“毒树之果”理论的运用．而是“非法讯问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我国应采用“非法取证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以便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为法院排除重复供述提供法律依据。采用此种分析方法须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具体因素。在我国,排除重复供述还面临着前次非法供述难以被排除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两方面的困境,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     

试论行政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要求 ,行政程序中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行政程序采纳这一规则不能过于严酷。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实有检讨、重构的必要     

论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与行政行为成熟原则、行政行为完成原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行政诉讼受案时间的立体化标准。1993年达比诉西斯内罗斯案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该案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后半部分的规定为基础,确立了穷尽行政救济要求的新规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穷尽问题和例外情形两条主线相互交叉、共同发展的过程。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对于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行政机关的自治权、进而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行政处罚告知内容若干问题探讨

行政处罚告知的内容,在实践中存在着告知事项不全、权利告知模糊、义务告知没有法定化、说理性不足等问题。本文结合行政法学理论分析以上问题存在的危害,并建设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及完善告知内容的设想,力求使告知内容法定化、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