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提出的治国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化的产物。“德治”思想重视君主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注重对人民的道德教化;主张以德选官、实施仁政。批判地继承传统“德治”思想,挖掘其现代伦理价值,对我们落实“十六大”报告精神,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论"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我党治国历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江泽民同志继在党的十五大中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论之后,又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同时又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其实质:就是把”以德治国”提升到了与“依法治国”同等重要的治国战略地位。这也是“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治国历程中意义和作用的一种显现。因此,“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必将对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新世纪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从思想建设的范畴来看,“以德治国”在我党治国实践中具有许多重大意义 首先,“以德治国”的提出,可以归结为:是对古今中外一切国家政治经验的总结。翻开我们数千年的治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规律——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视思想道德的教育,甚至看成是治国的根本。在《尚书》里我们可知,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公”就曾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德治论断。从《尚书》中也可知晓,尧、舜、     

近年来国内关于"以德治国"的研究综述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自从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方略以来,反响强烈,理论界尤其是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界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主要对“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德治国”能否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与人治及传统德治的关系、如何开发利用传统“德治”思想资源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主体、如何…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种新的治国方略,本文了“以德治国”的概论、特征、意义及其与传统德治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之间相融、相异、相济、相斥的关系,同时对如何运用这两种治国方略做了简单的设想。     

“德治”思想的考证与启示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特别是德治传统的扬弃。以德治国必须加强领导的政治道德建设,同时还要加强人民的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     

儒家"德治"思想新论

儒学传统中有丰富的"德治"思想.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没有必要讳言儒家"德治"传统,而应从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得失的把握中,认清当今的"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的本质区别,充分认识我们今天提出"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正确性,以坚定地实行"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治与德治共同形成完整统一的治国方略。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需要有法律规范提供制度保证,有道德规范提供精神保证。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意义重大。     

试论“德治方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涵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不是一般的道德建设,而是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提出的治国主张。从政治层面上说,“以德治国”就是要在加强执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上,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从文化层面上说,“以德治国”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的高度,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从经济层面上说,“以德治国”就是要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力推进经济领域的思想道德建设,整治社会主义的市场运行环境,发展以“规则、规范和诚信”为核心的“德治经济”。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历史发展,并给出了马克恩主义的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有全新的意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共同构成完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治国方略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基本方略的日趋成熟和完善。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 ,论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客观实际和根本要求的反映 ,并提出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几点思考。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