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批判的法律现代性与法律现代性批判

法律现代性是在解构神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先行的文艺复兴提到了个体的力量,随后启蒙运动则对神学自然法起到了根本的动摇.在以“理性”、“自由”为自我确证的依据下,法律现代性的展现当中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并越来越背离法律现代性产生的使命.为重新树立法律现代性批判,增强自身批判力,是我们的使命.     

法官、现代性与法理认同

现代性的司法制度建构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后者解决一个法理认同的基本问题。按照西方司法的样式改造中国的司法体制,几乎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意识。但中国的法官很少有人在法理认同上觉得自己应该是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的的创造者,而不仅是追随者。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不能消除认同问题,反而使之更加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在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仍然会保持其重要性的原因。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论技术与现代性的割裂与融通

在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前沿性学术主题.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技术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塑造并推动着现代性前进;现代性则提供了理解技术的基本理论框架,对现代技术的认识与反思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然而,分别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技术研究和现代性理论目前却处于割裂状态,主要表现在:现代性理论对技术做了宏观、抽象的本质主义处理,在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两重维度中,技术被视作使社会制度框架或者文化认识运作和变化的隐性背景和工具,而没有被置于作现代性主要角色的应有位置.以微观案例分析为导向的当代技术研究则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宏观社会结构和现代性文化背景,不足以揭示技术发展动力问题.技术与现代性之间的融通需要跨越宏观和微观、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鸿沟.     

现代性与私法文化精神论纲

现代性运动展现了差异性、多样性、自由自主性的私人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 ,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和法治信仰的形成 ;而现代性的当代困境、危机和重建倾向 ,则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型和反思超越。在现代性追求和重建的复杂背景下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就要积极培育具有时代诉求的私法文化精神 ,以促进私法秩序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新保守主义

马克思在异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新保守主义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阶段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本文在阐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新保守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对新保守主义的启示。     

法律语言技术化与法的现代性问题

追求精确的目标使法律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语言,这种语言在许多方面与日常语言不同。法律的科学化带来了法律语言的技术化,法律语言作为专家语言日益与日常语言分离,伴随这种分离的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语言是存在的家,生活世界存在于日常语言中,技术语言泛化带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法的现代性问题源于语言的分裂。交往行动与日常语言密不可分,只有实现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沟通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治理。     

论经济法的现代性

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牲。本文着重分析了经济法在精神追求、背景依赖和制度建构方面的现代性 ,提出了经济法在基本理念、法益保护、产生基础等方面的特殊性 ;同时 ,探讨了经济法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政策性、自足性和可诉性等问题 ,以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 ,强调经济法研究在推进法学发展方面的重要价值。     

主权的现代性反思与公共性回归

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也是宪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现代化进程中,主权概念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呈现出如此多的争议和矛盾。现代性中存在两股力量,内在性力量和超验性力量。前者导致了人文主义和主体性权利的产生,后者则引起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传统信条的出现。内在性力量和超验性力量的对立和斗争在主权概念中得以延续。在它的影响下,主权概念发生了分裂,使主权的发展陷入了危机。主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具有来源的公共性和行使的代表性(间接性)。为了解决危机,我们必须对主权进行反思,寻求主权公共性的回归。     

卢卡奇的现代性理论渊源

1923年卢卡奇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卢卡奇提出了重建阶级意识来克服现代性的弊端的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他的理论仍然是没有超脱现代性的框架,本文准备对卢卡奇的思想渊源做一番梳理,以达到在历史上认识他思想的目的。     

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兼论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四个共时性矛盾

中国"三次法律革命"的历史意蕴在于第三次法律革命实质上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对西方非主流现代性的诉求,这实质上给我们带来了有别于"古典传统"的一种新传统,即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新传统",这种"新传统"与现代性是矛盾的,此矛盾是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最显著特征。主流论者对此的回避不仅有悖于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也事实上造成了"中国"的缺位。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实质上具化为四种共时性的矛盾: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以及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矛盾。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走向现代性: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程与启示

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 1978年至 1991年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前现代意义的生成和发展阶段 ,以及 1992年迄今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期的震荡更新和现代化阶段。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推进仰赖理性氛围的再造、实践功能的强调、研究范式的转换和范畴体系的重构。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对现代性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虽然曾经受过启蒙的现代性法权哲学的影响,但实践中的困扰使得他走向了对现代性法权哲学的批判。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性价值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下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特征,而在经济学的生活的生产和资本等概念的剖析下则原形毕露,交换领域的平等一旦进入生产领域马上被不平等取代。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更是对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具有一种整体性批判的功能,实践论的法哲学本身就是批判的法哲学。     

范式与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的演进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新世纪小说中所塑造的妓女形象,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喻体,一种感知与体验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叙事符码,一种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媒介。逼良为娼型的妓女形象,以妓女苦难叙事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追问现代性的冷酷;赏心乐事型以妓女自甘堕落的愉悦叙事,批判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病像,知亡国恨型延续妓女救国的故事母题,表明作家重返传统的取向。这三者均表现出反思、质疑与批判现代性的立场。而从良幻灭型则对阻滞现代性的传统道德观念表达出愤怒,彰显的是吁求现代性的急切。同为妓女形象,扭结了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充分说明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和单子式个人主体性为核心.这种普遍的行为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教育,造成教育培养的人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价值的关怀.教育的内容为科学世界所独霸,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实证主义带来的客观的、科学的知识观,使知识丧失了情境性和主观性,使教学成为对知识的占有,而不是思想的生成.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使教育过程呈现出主客对立关系,取代了本该存在的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关系.教育的现代性,异化了完整的人,也异化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教育的现代性,进而超越教育的现代性,使教育"返璞归真".     

论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和现代性

知识产权民法传统的存在,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道德基础、哲学品格分析而获得的判断.市场发育和法律移植等多重因素,导致该传统已经产生学科术语体系和精神上的困境.学者及立法者试图通过回归民法的体系化,努力摆脱困境,但无论如何,这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于是,精神内核的改造成为另一种出路.知识产权的现代性作为生产社会幸福的新文明模式,以理性及本土化为实现路径,足以完成这一未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