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内部价值空间的建构、结构及风险

任何公共政策都内含着特定价值空间,相关价值主体可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问题解决方法、政策内容的解读而建构这一空间。政策内部价值空间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空间、基于政府利益的政治价值空间和基于决策者利益的个人价值空间。现代民主国家的政策内部价值空间应以社会价值为主导,但由于政治价值主体和个人价值主体在政策价值注入中拥有主导权,因此,如果缺乏一定社会价值保全机制,社会价值空间就会面临被其他价值挤占的风险。     

公开性是实现党员知情权的前提条件

高兰发表文章认为，公开性是实现党员知情权的前提条件。这里应纠正过时的保密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过时的保密规则。过去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召开各级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会以及各种工作会议，都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以适应阶级斗争和战争条件的需要，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些保密制度长期沿袭，也在党内形成一种神秘封闭的氛围，似乎这种神秘和封闭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性与过时的保密观念以及保密制度形成尖锐的对立。新时期党的各种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讨论～般问题（特殊敏感、国家安全等机密问题除外）的会议过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更无须对党员保密。而应该向党员敞开会议的大门。允许党员自由旁听．了解会议的全过程。党员的知情权不应仅仅局限于让他们知道或“早知道”会议决定的结果，和让他们怎样去贯彻执行决策，他们也应该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委托人——领导，是否表达了、怎样表达了党员的意志，也很有必要通过旁听会议来了解他们的委托人讨论问题、提出意见、参与决策的水平和能力。任何监督都必须以知情为前提。监督主体不知情，与监督对象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或少于监督对象。     

几种决策类型的背景差异研究

对决策类型的研究和探讨已产生丰富的理论。其中常见的三种决策形式,即战略决策、战术决策和操作决策,是策略金字塔描述的内容。西蒙在研究决策背景时提出了事件或问题的无结构或无程式化理念大大加深了对决策的深入理解。任何决策都离不开特定的背景而得到抽象实施。因决策者掌握信息量的不同,决策背景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在不同区间内的背景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这也要求不同的决策背景有不同的决策方式。     

试论群众的政策心理承受能力

任何政策从制定到实行,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要形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这种新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的心里,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心理定势,造成一定的社会心理效应,对政策实施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尤其是在制定实行一项新的、重大的政策的时候,更是要慎重     

论点集萃

论点集萃政策制度负效应与思想政治工作大连海军政治学院第一政工教研室章德峰撰文认为，任何政策制度都具有负效应。这是由于任何政策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受到主体对客体认识水平的制约。政策制度的负效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受益的...     

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影响公共决策执行的有效性主要有决策主体因素、决策客体因素、决策自身因素和决策环境因素。研究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结果 ,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理论高潮的孕育和兴起

一个时期以来,国外的敌对分子和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散布什么“过时论”。我们认为,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正焕发着科学的青春,一次新的即第三次理论高潮正在孕育并即将兴起。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国际性的概念。历史证明: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象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革命学说那样,发生过那么大的影响,     

正确把握人的发展趋向

面对新的时代和形势,着眼于新的实 践和发展,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解 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人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直接影响着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的具体状况。     

公共决策主体体系分析--基于三元整合理论的视角

公共决策主体体系包括核心主体、准公共决策主体(所有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即第三部门)和社会公众。本文以三元整合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公共决策主体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公共决策主体体系并提升其能力的途径和方法,以期使各个主体都能充分地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平等而有效地相互沟通并明智地相互妥协,最终实现共赢以及公共决策主体体系总体功能的最大化。     

论客观政策供给偏差及其消解——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当社会政策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政策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时,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可能会无意识地造成政策供给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决策者决策能力、决策机制及决策技术等因素相关,其存在不仅会抑制一些合理政策需求,还可能恶化政策问题,浪费政策资源,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加强政策理论教育、强化民主决策意识、完善科学决策机制、采用先进决策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水平等措施减少客观政策供给偏差的生成。     

略论经济政策工具运用机制

任何国家经济政策体系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政策主体为了解决某些经济政策问题，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工具所引起的。政策主体不论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还是解决微观经济问题，都必须通过经济政策工具的运用机制来加以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总经济政策目标看，是通过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调控，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从基本政策目标看，是运用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关经济政策来实现其总目标；从具体经济政策着，是通过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利率政策、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将基本经济政策具体化…     

政策研究的一部力著——评《中国宏观政策研究》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推出,刘斌同志主编并有黑龙江省各路精兵强将,理论工作、决策部门实际工作者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共同参加撰写的《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在目前众多政策研究的论著中是一部力著。 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种体系,它是由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政策、法规、规章等三个层次所构成的。政策又分为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微观政策。作为社会制度体系构成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因而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以新医改政策制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政策制定的三个重要节点:政策议题的提出、决策方案的备选以及政策对社会意见的征求过程中,意见表达与公共决策关联互动,形成"政策协商"。政策协商主体多元,形成代言性表达与象征性表达的合力。共享价值立场、舆论推动效应以及政府回应能力是政策协商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所以,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协商渠道,为我国决策民主化探索贡献力量。     

基于决策理论的我国政策环评基本程序探讨

政策环评作为一项决策辅助制度,与决策模式关系密切.具体而言,决策目标属性决定了政策环评的难度,决策主体属性决定了政策环评的深度,决策过程属性则决定了政策环评应采用的方法.文章从决策目标、决策者、决策原则等几个方面分析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模型,认为完全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渐进模型和精英理论较为符合我国的决策实践.基于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推导出我国政策环评的一般程序,包含了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三个环节.     

科学决策中的思维方法

科学决策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决策思维方法。决策活动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运用不同的决策思维方法。现代决策体制中的群体决策活动需要运用特殊的思维方法组合来做出科学的决策。科学决策活动对决策主体的思维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主体只有在实践中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 ,坚持不懈 ,才能改进和提高决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     

关于以整风精神推动党员干部“四个自我”能力提高的思考

尽管产生于延安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整风运动所孕育的整风精神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熠熠生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是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坚持和发扬整风精神,是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锐利武器,是提高党员干部"四个自我"能力、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的必然选择。     

政策评估的任务、标准和方法

政策的评估,是对一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政策的评估,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是政策制定部门决定一项政策的出台、延续或终止的关键环节,是政策决策的重要手段。为了避免或减少政策决策的失误,必须重视政策的评估,认真做好政策的评估。     

政策反馈初探

政策反馈是政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但在我国的各级决策部门中,由于理论上对政策反馈的研究不够和实践上反馈信息的失真或掺假造成的决策失误,常常困扰着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政策反馈独立出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电子政府背景下行政决策创新研究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对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子政府的发展为创新行政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在对传统行政决策的弊端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子政府的发展对决策主体、决策内容、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文化所带来的创新推动作用。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决策”问题

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的温和途径,同时其可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