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司法中的“协同主义”

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民事司法陷入困境。协同主义是指在以当事人为诉讼程序主体的前提下,法院、当事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互相配合,和谐地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模式。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诸多优点。以"协同主义"作为民事司法的指导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同时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民事司法要以"协同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新当事人主义论

当前司法实践贯彻当事人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真实过分背离客观真实、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诉讼程序拖延、诉讼成本高昂.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审理模式向"新当事人主义"转型.新当事人主义在理念上强调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在基础上坚持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质内容上强调法院在保障当事人诉讼能力地位对等、推进诉讼顺畅高效进行等方面的司法能动性.     

民事诉讼的社会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化民事诉讼通过"以当事人为中心"及"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制度构建能够落实上述理念。社会化民事诉讼制度所强调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民事诉讼向社会提供连续、平等的纠纷解决服务,满足人民在新时代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社会化民事诉讼制度所强调的程序的公共性,则要求法官对诉讼过程进行积极干预,消除当事人间的诉讼势差,保障民事司法的社会共享。在国家与市场关系角度,通过社会化改革,民事诉讼制度可弥合市场经济对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社会管理对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差异性诉求,发挥民事司法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管理、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沟通媒介功能。制度构建中应以诉讼合作原则及实体真实观念为重心,合理安排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分工,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关系,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纠纷解决新需求。     

司法裁量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程序利益密切相关,司法裁量是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其价值功能在于补充修正立法缺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指出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分配中司法裁量权的适用失当,必须对其进行规制,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刑事证明标准,但该证明标准是否适用于简易程序,则未予明确。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认罪案件中的证明标准虽有差异,但亦存共性。从实然层面看,"同一证明标准说"是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立法和司法的主流观点,但其在运行中存在诸多困境。从应然角度出发,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可适当低于普通程序。证明标准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在简易程序中放弃实体真实和人权保障,只不过其存不同的实现机制。     

修正辩论主义与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

修正辩论主义为证明责任理论中武器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进行干预在公益诉讼等现代型诉讼中具有相当的必要性，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为实现武器平等原则，在证据事实提出方面，强调法官的释明权和当事人证据协力义务的合理运用。另外，非讼法理和自由证明方式向诉讼程序的扩张，也是构建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理论与制度有效路径。     

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 ：理念及其制度构建

协同主义改变了古典辩论主义下法院的消极形象，强调法院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对当事人的协助，从而为当事人提供实质性程序保障。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是协同主义的本质要求。协同主义并未改变辩论主义在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司法环境使得协同主义具有了正当性，以协同主义理念指导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分担并非仅仅是理想，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为职权主义辩护

"职权主义"最早起源于欧陆,最初的含义系查清案件事实的方法,后演变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的诉讼形态。"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对立并非历史的产物,而系诉讼法学者的理论创设。"职权主义"的核心内涵也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丰富。当代的"职权主义"可界定为"诉讼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导向、国家权力为主导、实质真实为目标,审前程序凸显侦检机关的优势侦查权,审判程序凸显法官主导控制权的正当程序模型"。时下学界对"职权主义"存在较大的批评,这主要源于对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的误解以及对当事人主义的理想化。中国因国家权力主导的制度背景、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以及原有职权主义诉讼的基本构架,既应避免进入"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的陷阱,也不应设立理念混乱、制度杂糅的"混合式诉讼",而应坚持走职权主义的道路。     

对司法裁判偏离公正现象的法理分析——基于对民商事审判实证调查的视角

关于司法的诸多抱怨似乎都在暗示法官权力恣意与裁判不公的莫大关联。法官群体的公正意愿并不缺乏,司法权力行使不当并非导致裁判不公的主要原因。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也未得到有效落实,制度设计与司法国情的背离也仅是裁判偏离公正的表面原因。我国民事司法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资源与公正的关系过度紧张。就民事诉讼改革而言,坚持"当事人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避免"职权主义"回潮,减少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反复,应当成为改革的基本理性和方向。     

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研究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反思"协动主义"

基于多种诱惑,"协动主义"论成为最近国内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诉讼模式讨论的新宠.协动主义诉讼模式论实际上是一种企图利用职权主义模式改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混合型诉讼模式论,不过是以"新瓶"装"老酒"的形式出现,并加上了"洋商标"."协动主义"由于缺乏个性内容和可操作性,不具备成为独立诉讼模式的条件,只能沦为当事人主义模式的附庸,或者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的"乌托邦",而不能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新探

驰名商标是为了解决权利人遇到或可能遇到难以解决的损害但依据商标法的一般原理难以行使有效保护时必须建立的法律概念。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均为合法有效方式,均是动态的事实认定,非荣誉称号。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是当事人明确提出的事实请求并依事实请求所进行的司法证明。从司法审查权的角度讲,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时可以不采纳或摒弃行政认定结果。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理论体系是由"容易导致混淆"及"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立法用语构成的综合性、实用性的标准,可以对其完善,但不宜妄自菲薄和轻易放弃。在坚持商标显著性为中心的原则下,可倡导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可区分性理论"。     

试论有约束性的辩论原则

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辩论原则被"空洞化",起不到原则应有的指导性和统领性作用.在诉讼中,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当事人沟通交流,采纳当事人的意见.约束性辩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起到约束作用,有助于程序公正,预防司法腐败.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规制——兼谈职权主义的运用

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既涉及商标权人的利益,也涉及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在此类案件的审判中应强化职权主义,防止因过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原则,损害公众利益,损害司法的形象和权威。     

从应然合同的视角解读合同解释的必为性

应然合同是一个利益平衡体,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体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体。进入司法过程中的合同是利益失衡的合同,表现为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失衡和当事人内心的失衡。当事人内心的失衡是其进入司法过程中寻求司法救济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合同解释必为性的原因。本文尝试以应然合同,作为探讨和认识合同的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司法过程中合同解释的成因。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规制--兼谈职权主义的运用

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既涉及商标权人的利益，也涉及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在此类案件的审判中应强化职权主义，防止因过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原则，损害公众利益，损害司法的形象和权威。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转移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     

从阐明看法官诉讼请求变更告知义务

法官阐明是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 ,针对辩论主义不足之处 ,法官依据职权进行指导的产物。我国民事诉讼有职权主义的传统 ,当前的审判方式改革则是以当事人主义为方向 ,法官诉讼请求变更告知义务体现了职权干预的特征 ,与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不甚一致 ,在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诸多问题。应当以阐明代替诉讼请求变更告知义务。     

司法公正与法官中立──对我国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法理学思考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界只要谈及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便特别强调要在其司法过程中,坚持"爱憎分明",以突出法官的政治情感倾向。随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无罪推定"等一系列司法原则的确立,这样一种职业道德要求显然与以公正平等为基本价值的法律精神不够契合,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奠定．更使得依法办事成为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准则。如果一味强调法官个人在适用法律时政治上的爱憎分明,就有可能造成由于其自身的好恶、当事人的政治倾向等原因而影响司法公正。故在我们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     

有效证明与正当程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透视及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 ,有其深厚的背景基础 ,概括而言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 :(一 )有效证明与维护正当程序之统一是其法理基础 ;(二 )强制侦查实行“令状主义”是其制度性基础 ;(三 )当事人主义的刑事程序结构为其产生的技术性基础。任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立法建构与司法实践 ,都不能摆脱上述三方面基础 ,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本文依此思路 ,结合美、英、日、加、意、德等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状况 ,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在我国现行的刑事程序结构中 ,尚不具备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基础 ,突出体现在对于证据的“非法性”难以界定 ,对可能出现的非法证据也无有效手段予以证明。在此基础上 ,根据有效证明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理 ,提出了现阶段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内容以及保障其良好运行的程序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