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阈下社会分化中的政府整合研究

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过度分化而政府有效整合相对不足的严峻考验,一个重要的制约症结因素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危机,即社会资本危机。社会资本与政府整合高度契合,两者具有一种相得益彰与互补融合的结构关联,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优化政府整合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以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带动全体社会诚信建设,强化政府整合的权威性;在保护弱者中培育包容、妥协与互惠的社会资本,提升政府整合的道德性与合法性;在建设公民社会中培育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夯实政府整合的社会支撑根基。     

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

良善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良善的国家治理的实现。古典时代的中国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能力，创造了中华帝国的形态，为实现有效的超大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以“家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传统文化的整合、阐述与转换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就必须要进行文化整合，对当前社会资本构成中的传统社会资本进行改造。在转变传统社会资本的同时，还应增加新型社会资本的存量，以提高总社会资本的流量。新型社会资本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法治的补充。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范式的一种解读

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治理模型、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处理危机的重要环节。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机制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与社会处理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探究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阐述责任政府的危机治理效能,提供危机柔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应予关注的两个问题

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生的社会系统,呈现为一个各种利益并存、各方独立性与个性共生的多元化差异领域,并与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共同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整体。关于公民社会的哲学研究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它的合理性和运行机制、它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公民社会的组成原则和它的文化特征。社会资本的提出,使传统的资本概念在解释新的社会现象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社会资本概念由于其抽象性和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有可能被提升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哲学基本概念。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制度分析话语,在这一语境下,不仅可以讨论法制建设、政府改革、机构调整等正式制度改革问题,而且可以讨论习俗、规范、价值观、信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问题。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开拓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交叉互动、联袂整合的新思路。     

培育社会资本 建设效能政府

在中国,行政效能一直是各级政府最关心和重视的目标,各级政府在提高行政效能方面也有一套比较熟稔的做法。然而,效能高并不等于效果好。在现代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背景下,真正效能高且效果好的政府必须要善于发挥社会和市场自身的功能。而社会和市场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都需要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提高社会信任程度、促进社会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投机行为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和市场正向配置资源,为政府施政创造良好条件。可以从三方面培育社会资本:一是建立严格的社会信用制度;二是切实保证政府自身的廉洁、公正;三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的自组织程度。     

寻求村落与国家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

在现代社会,国家只有与社会实现有效衔接和有机互动,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具体到我国村落与国家的衔接问题上,综合现有学术界的问题挖掘和前景展望,可以发现有如下几种路径:一是依靠国家进一步介入,改造并整合村落;二是依靠社会自然生长,特别是村落的民间组织成长实现与外部世界包括国家的衔接;三是激活现有的体制内资源,主要是激活乡村党组织和乡村行政体系的能力,使他们成为衔接村落与国家的桥梁;四是通过部分志愿性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和文化建设整合乡村本土资源实现乡土社会的重建;五是通过市场机制整合各方面力量,从而实现"市场统一中国"。对这些路径的逻辑前提和实践状况进行适当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精神的危机与重构

民族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认同危机”与“失范危机”交织并发的现象。前者表现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和政治信仰认同危机。后者表现为公民意识的缺失,民族文化主权的部分丧失,社会诚信资源严重匮乏和道德失范。这些危机会侵蚀公民对国家、社会、民族和政府前途的信心,败坏民族的基本素质,消解中华民族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努力。中国要冲破民族精神危机的藩篱,就要在树立“文化主权”意识的基础上,重新谋划文化安全战略和整合民族文化,建立文化创新体系和公民诚信体系,培育公民意识和新道德规范,重构富有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机制。     

关于SARS的灾害社会学反思

SARS在表现形式上是猝不及防的重大灾害,实质上是国人对疫病等灾害缺乏必要的准备。反思SARS,应当构建在正常运作中能够应对公共危机的社会机制,从对灾害的回应转为对灾害的风险管理,并把这种风险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管理中,在危机时刻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并整合社会资源,科学应对并有效化解风险。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学因素——以出租车行业罢运事件为例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活动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最难处置的就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目前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激烈,由于利益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不断,群体性重大事件频发。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理论,就是社会整合机制中的社会团结因素没有调整、处理好。以2008年11月重庆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要防止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置好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在社会学的因素上多下工夫,依靠社会权威,强化社会集体意识,厘清政府机构的职能,注重社会团结,按照社会学理论层面整合、调解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良好互动关系,确保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旅游精准扶贫

在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投放式"的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资本是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资源,并指出了建立社会资本支持体系面临的困境和努力的方向。要突破这一困境,必须整合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本,才能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的旅游精准扶贫目标。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我国城市规划完善策略

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社会问题,使得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社会资本作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的一种资本形式,不仅具有生产性,还能在整合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文中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并通过对国外城市规划发展的分析说明了社会资本在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针对我国城市规划的改善策略。     

善治视域下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合理性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是合理性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利益相关者。在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问题上,不同类型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同一公共事务治理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角色也处于转换状态。合理性治理结构需要各治理主体间权责边界清晰,主体功能发挥;加强利益协商,搭建共享平台;建立互动发展,整合优化资源;形成主体意识,重塑公共精神。合理性治理结构的现实绩效包括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重构社会资本,化解社会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回应公众诉求;促进组织互补共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真正实现善治的目标。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的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实现了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的创新,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公共物品的高效率、高收益。在传统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治理中,政府的一些失信行为已成为制约合作治理能否顺利开展的"阿基里斯之踵"。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中的信用建设,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从行政理念到政府治理模式及规章制度建设都要进行必要的更新,才能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新型合作关系提供基本保障。     

社会法之社会整合路线图——以中国语境中的社会法为视角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语境下对社会法的解读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自发的、内生的,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其当下国内、国际的环境和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并且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和“税收政府”等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对西方国家社会法的解读是一种“没有国家观”的法律解读,国家意图通过用保障民生的社会法来实现社会整合的...     

中国式“社会整合”：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新时期应急管理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建构有为的危机治理共同体,区别于西方利益整合主导型单一社会整合理论,中国式“社会整合”是一个更加强调“共识整合—利益整合—规则整合”的三元复合型结构。基于2020年安徽洪水治理过程分析,尝试梳理中国式“社会整合”体系,即“共识整合—利益整合—规则整合”三元模型,揭示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全景：基于情感共鸣的政治修辞表达和求同存异的理性共识实现危机治理的目标整合;基于谈判博弈的相机执行和礼利交融的政策优化实现危机治理的功能弥合;基于政社双向互动的强化结果及协同参与实现危机治理的结构互动。可见,中国式“社会整合”分析框架满足危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建构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势。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整合功能新论

在中国,政党是社会整合结构的主导性部分。在应对国家的存亡危机和超大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压力中所形成的中国政党制度,在机构、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当代中国执政党的结构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由核心向边缘逐渐扩散且相当周密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的结构是非常有利于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因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整合的核心,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结构功能和整合政治资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