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遗憾的是,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为继.90年代以后,在文学领域,启蒙话语的失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与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与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国家文化战略与“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对于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回望

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不仅强化了对文学的文化要求,还积极倡导和支持"主旋律"的文学生产,建立了"党政领导-选题的规划立项-资金保障-深入生活-创作修改-组织协调-激励表彰-宣传评介-市场业绩-影视改编"这一"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批判与体察——直面中国“十七年”文学景观

从1949到1966年,中国"十七年"文学呈现复杂的景观.特殊的政治情势和氛围,使它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译介,给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农村题材作品、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社会主义"新悲剧"作品得失相依,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持审视历史的批判态度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给予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1946年前后历史转折点上的东北文学——以《东北文学》的创作和争鸣为中心

1945年8月东北光复后,创刊于长春的大型文学期刊《东北文学》展现了伪满作家告别旧我,创造新我,积极建设东北文坛的热情与愿望,以及在历史解放后自我救赎的种种努力。他们总结着"丰富的过往"和"有限的过去",沿袭着"东北意识"和"创作惯性",流露出"自我纯洁化倾向"与"个人危机感"。这本杂志上的创作及与之相关的争鸣,真实地体现了缺少主导潮流的惶乱自由的东北历史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粗糙面上,伪满作家面对幽冥莫辨的未来的困惑迷茫和他们试图维系在东北文坛的主体地位的顽强坚持和自处之道。他们与彼时现实的多元和不适关系中也隐含着认同危机与文化割裂的痛楚,以及旧的文化与文学时代即将终结的历史讯息。     

俄罗斯法人分类所有制基础隐退对我国的启示

在苏联民法中,所有制曾一度奠定了其所有权和民事主体分类之基础,甚至成为苏联民法及其民事主体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但随着苏联与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其所有制关系不断走向变革,民事立法上的所有权和民事主体分类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就法人分类而言,虽然由于俄罗斯过渡性市场经济的特点,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标准,但法人活动的性质已经成为《俄联邦民法典》对法人分类的主要标准,由此昭示着俄罗斯法人分类所有制基础的隐退与消失.而法人分类基础上的所有制话语从20世纪50年代纳入我国立法之后,历经了60-80年代的扩张与持续后,至今仍然大量遗留,从而导致对平等原则的背离与立法上的区别对待,而我国平等多元民事主体制度的构建则要求彻底清除与消解法人分类的所有制基础.     

陈光中:为完善刑事诉讼法默默耕耘

记者(以下简称"记"):20世纪50年代为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我们国家派了许多人到苏联留学,您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吗? 陈光中(以下简称"陈"):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毛主席明确提出一边倒、学习苏联,反对苏联的还要挨批.我们没有建设经验,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制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只能学习苏联.     

当文学遭遇资本——产业化语境中的文学生产与亚文学生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的扩张,文学生产加速了由商业化向产业化发展的进程.资本逻辑对文学生产的支配不仅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延展了文学生产的产业链,而且将文化工业的形式注入到文学文本形态之中.由此文学生产渐将文学本身悬置,呈现出产品生产的特征,文学越界也因而发生,使亚文学文本得以生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个体语言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个体语言策略"的采用.个体语言以个体经验为表征基础,并且反抗着公共经验与公共语言,具有历史创造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基本特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性重建,应以"辨证的个体语言"为基础.     

俄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流变

俄国现代主义小说随着俄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于白银时代,成果显著,甚至像高尔基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某些作品也具有现代主义因素.20世纪30至50年代初,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受到阻遏,但仍有一些作家写出了现代主义杰作.从60年代末期起,现代主义小说再度出现,同时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接踵而来,成为现代主义小说在上世纪晚期俄罗斯文学中的变体.     

论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价值观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乡土学的本质是现实主义学，偏重于学的社会功能，隐含着或直接表现出对社会和化的批判，体现出乡土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价值为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一个熟悉台湾现实生活的本土青年作家群的掘起有关，而“五四”新学的影响在其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容低估。70年代台湾乡土学找回了失落多年的现实主义人精神，促成了该地区学的多元化。     

论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变迁

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一波三折.它曾经被作为无价值的低级趣味题材受到长期的排斥,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则被看作是一个揭示更有意义生活的"入口".1980年代末期以后,该题材获得了充分的价值认可.这一价值变迁既与政治因素的进退有关,又是60年社会生活主题变奏的结果.     

The flight from cool: American men and romantic love in the 1950s

The article uses love letters to re-analyze current notions about men and romantic love in the 1950s. Examining advice literature as well as evidence from fiction and film,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generally describe the 1950s as an era of emotional “formalization” or suppression. A newly analyzed set of 300 love letters by over a dozen American men suggests a much more nuanced view. Some of their letters support scholarly accounts of “remasculinization” in the 1950s, displaying a hard-boiled, tough-guy quality to compensate for challenges to men's roles in the workplace and family. Other men, however, openly expressed their passions, fears, and other feelings. Since these letters were written to the author's mother, they also suggest new potentia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research. Given the paucity of love correspondence in postwar archive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might find personal collections useful evide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 and dilemmas of modern romance.     

Reanalysis of Korean War Anthropological Records to Support the Resolution of Cold Cases

Re‐investigation of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remains from the Korean War has yielded 55 new identifications, each with corresponding records of prior anthropological analyses. This study compares biological assessments for age at death, stature, and ancestry across (i) anthropological analyses from the 1950s, (ii) recent anthropological analyses of those same sets of remains, and (iii) the reported antemortem bi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identified individual. A comparison of long bone measurements from both the 1950s and during reanalysis is also presented. These comparisons demonstrate commonalities and continuing patterns of errors that are useful in refining both research on Korean War cold case records and forensic anthropological analyses performed using methods developed from the 1950s identifications.     

20世纪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眸与前瞻

本文结合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通过对本世纪８０年间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认为要使国外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化”,尚需经过一个理解、选择、改造和创新的过程     

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语言变革

从清末民初与"五四"这两个阶段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发生过程中语言的变革及其启露的美学情境,必须从外来文学翻译的语言影响与本土创作的语言风貌这两方面来考察各阶段的得失.清末民初"使童蒙闻而笑乐"、半儿童化的语言姿态,是对封建训蒙读物的超越;"五四"时期"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对"美"的崇尚,则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性、艺术性为基点的现代性的获得.     

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1921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政党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文艺在整个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不仅通过政策制定和机构设立加强对文艺的组织和领导,而且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有效地推进到社团、出版、传媒、文学教育和文学论争等现实层面.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文艺制度的建构成为1930年代的"左联"、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文艺制度的起源和原型.     

“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