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政治分析：“笼中鸟”还是“风筝”？——兼评《笼中之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法治从在西方产生时起就不是远离政治，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妥协的产物。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既非在政治牢笼之中受困，也非在理想中自由翱翔，而更像是受政治之线牵引的“风筝”。     

论“微时代”背景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微时代＂与＂90后时代＂的交叉影响下,＂90后＂大学生群体希望保护别人,使别人受到益处的倾向通过微博的影响力得到彰显,但是其对他人缺乏理解和尊重,成熟度不高这些问题也在＂微时代＂背景下扩大化了。这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大学生主体性和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为手段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台湾“本土化”思潮与“文化台独”

80年代初以来，执政的蒋经国为巩固国民党政权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党外人士接过“本土化”口号，开展党外运动。“本土化”以台湾意识为基础，对群众有号召力，很快就从政治层面扩展到文化各方面， 90年代达到高潮。“本土化”蜕变为“台湾主体性”，从而使得从台湾意识中异化出“台独”意识，形成了“脱中国化”、“文化台独”的分裂主义思潮。 台湾“本土化”思潮的由来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接收台湾，以去台官僚垄断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压制台湾人，因而台湾民众于 1947年起来反抗，史称“ 2· 28”事件。台湾民众…     

思想政治工作“方针”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一种片面的观点,就是把疏导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唯一方针,而把堵塞看成是思想政治工作之大忌。这是不对的,其实,疏导与堵塞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立统一。只要我们正确运用,注意把握好事物的“度”,疏导与堵塞有方,就都可为思想政治工作所用,否则,走向极端,就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经济波动理论：“市场说”与“政府说”

一、引言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波动。在探讨经济波动原因，或者说经济波动的力量时，人们通常将计划经济的波动归咎于政府的作用，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波动周期大致为５年，与五年计划的时间间隔大致相同，经济波动是因为政府的五年计划引起的，政府作用是经济波动的力量。而在分析市场经济波动的原因时，人们却从经济运行层次的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度论、货币信用过度论、创新论、心理论、太阳黑子论和政治周期论等。就我的认识来说，尽管人们提出了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     

用“情”做学校思想工作

以人为本，讲究民主。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思想政治工作不“感冒”，并不是从本质上反对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因为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东西太多，特别是对动辄就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式“教训人”、“压服人”这一套很厌烦。对过去那种层层传达、你灌我受、你讲我听的教育方式已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与“西方话语权”的打破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即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供了根本保障,而且对于打破西方政治发展话语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以“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建设 应对“入世”挑战

党的建设问题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已明确提出，“党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抓党的建设的任务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交给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托付。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多年来在党建方面下了很大力气，     

“三贴近”：理论大众化的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当前，一些领导专家惯用晦涩的语言就理论谈理论，一些理论书籍惯用深奥的词句堆砌理论，     

浅议政协工作的“虚”与“实”

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及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为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搭建起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平台，在协调关系、汇集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同志总认为政协工作很“虚”。其理由是：政协不处在经济建设第一线，仅仅是搞协商；政协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有力保障，履行职能过程中力度欠缺；政协委员组织较为分散，集中开展活动有一定难度。现结合工作实践，就人民政协工作的“虚”与“实”谈几点浅见。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警惕“红包”变“黑包”

红包，即红封包，在我国南方又称为利市（或写作利是、利事），是将金钱放入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馈赠礼物，民间以它来传递喜庆和慰问。中国人讲“礼”数，“红包”就是“礼”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在市场化浪潮的涤荡下，这种传统的“礼”数也渐渐沾上了“铜钱味”，尤其是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说，“红包”已经异化了：里面包的不再是真情谊，而全是赤裸裸的个人的、肮脏的“小九九”。于是，“红包”实际上就沦为“黑包”了。     

不要“官本位”也不要“马后炮”

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句话，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当前，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履职水平、履职实效，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程度，政协委员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异化”与“绿化”

台北文林苑、苗粟大埔抗拆迁,声援"广大兴"船长,为洪仲丘呐喊,反"旺中媒体垄断","反服贸"学运,"反核四"游行一系列事件说明,台湾所谓的"新公民运动"是由激进的绿营政党与政治人物组成"台独"势力暗中煽动青年学子、一部分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发起的政治抗争运动,呈现"公民运动""异化"与"绿化"的特点。这些运动旨以"民粹主义"削弱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阻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而台湾执政当局缺乏原则一味退让,更增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变量。     

“村改居”后推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至今，“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基层自治组织形式变迁趋势。在农民变市民、村委会改居委会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凸显出自觉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理性政治参与能力薄弱、组织化政治参与成效微弱、政治参与延续性不足等现实困境，破解此难题应从扩大社区政策制定的合公益性、加强制定社区政策过程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变迁与政治参与模式革新、主流政治文化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提供保障与导向等必要性与可行性层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草根”与“精英”冲突的思想根源

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个天平太向精英政治的方向倾斜，以致有些精英可以不惧民意，我行我素，而平民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为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最近一些年，     

坚持“言教”与“身教”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靠“说”，又要靠“做”。“说”即“言教”，是通过宣传真理，用真理的力量去教育人、号召人；“做”，即“身教”，是通过身体力行，用人格的力量去感染人、征服人。“言教”与“身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硬指标下的“通”、“卡”博弈

在中国，社保制度已经经历了“从无到有”，转入覆盖面从小到大、待遇水平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也该是时候社会保障“一卡通”了。而早在2010年10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所所长何平就表示，“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障“一卡通”是个硬指标。     

企盼法界年年“年”

这年月，“年”、“月”之类的词儿，在司法界出现的频率大了起来。比如，司法队伍整顿教育年、执行年、严打月、严打季，等等。 司法界出现这类的一些“年”、“月”，实在是好兆头、好现象、好事情： 第一，就像人们过一个年要长一岁一样，司法界每过一个“年”，就会进一步。司法界的教育整顿年，使司法队伍纯洁了一些、素质提高了一些；法院的执行年，使长期空对空的导弹发射终于落地了；公安的严打月、严打季里，社会治安也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就像人们每逢过年就要来一番年终总结、新年计划一样，司法界每逢有一个“年”，也使司法…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