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处挪用公款犯罪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挪用公款犯罪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对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挪用公款可否包含间接故意,挪用人性质对犯罪构成有何影响,如何认定"挪而不用"、为公挪用行为,挪用公款的共犯认定,以及挪用后携款潜逃是否以贪污定罪等问题上,都存在讨论的必要.     

单位共同犯罪的形态与认定探讨

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诸多争议,尤其是关于单位共同犯罪问题,理论界争议颇大。本文仅就单位共同犯罪的形态与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单位共同犯罪存在单位与单位共同犯罪、单位与其成员之外的自然人共同犯罪两种形态;单位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其独特之处,在认定单位共同犯罪时应当加以考虑。     

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有效性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是犯罪中止形态的一种特殊形态。对它的认定,应当从共同犯罪理论与犯罪中止制度入手,不仅要考虑到共同犯罪的性质及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不同,更要考虑到中止制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 ,是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中不可回避之重要刑法理论问题 ,其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于当前惩治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单位也能作为贿赂罪共同犯罪的主体     

浅析内外勾结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的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我们不妨将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行为简单地划分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挪”的行为和归个人进行三种具体使用的“用”的行为两个方面。     

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

对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共同犯罪的主体认定;(二)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认定;(三)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共同犯罪情形难于认定.本文列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共同犯罪情形,并对其进行了探索.     

单位共同犯罪探析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在单位构成单位故意犯 罪的前提下,单位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关系。单位内部的自然人如果没有利用单位内部成员的身份,而 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与单位实施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且意图为自己谋取私利,可以成立单位共同犯罪。司法实 践中,要注意区分自然人共同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可以参照自然人共同犯罪理论,对单位共同犯罪具体认定和 处罚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     

单位共同犯罪具体认定中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概念、构成条件、处罚等问题皆作了较为深入、成熟的探讨,但对单位共同犯罪的某些问题则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单位共同犯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重点、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普遍存在。而刑法对此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也不尽合理。刑法学界存在的不同学说也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基于对共同犯罪本质的理解，结合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想象竞合犯理论，这种情况宜解释为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根据“从一重罪处”原则定贪污罪。     

论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共同犯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 ,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 ,有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之分。私有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单位共同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各主体依据刑法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论公款使用人的共犯责任

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挪用公款罪中公款使用人的共犯责任进行了探讨,并对使用人构成挪用公款罪共犯的条件及其刑事责任等进行论述,认为挪用公款罪中公款使用人只能是个人,私有公司、企业的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则可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1997年刑法新增加了挪用资金罪的罪名。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对于私营企业主能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行为如何认定,挪用资金罪的数额计算,以及挪用资金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等问题,都存有较大争议。弄清这些问题,可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帮助。     

对挪用公款行为性质认定的几点认识 --兼与熊选国博士商榷

挪用公款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发的一种犯罪.本罪首先属于侵犯财产罪,其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本罪的客体首先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和"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次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款"应当限于"具有直接支付功能的公共财产"."挪用"有价证券、定期存单和作为结算依据的金融凭证均不属于挪用公款.国库券被司法解释拟制为公款值得商榷.在刑法将挪用公款罪明确规定为"挪用公共财物罪"或单设"挪用公物罪"之前,"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和"从实质上把握‘公款’的内涵"的观点不宜推广.     

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之比较分析

刑法理论界，一致认为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源于共犯中止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犯脱离是共犯中止所能完全包容的。共犯脱离理论的产生是为了弥补共犯中止理论的不足，解决共犯人虽为中止作出努力，但仍没有阻止住其他共犯人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发生的问题，为共犯人改过自新开辟另一条新的道路。它与共犯中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它与共犯中止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共犯脱离本身与共犯中止有别，具有独立的品格。     

浅论挪用公款罪的相关问题

"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一个必备要件。但是关于这一要件的内涵,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存在过较大争议。虽然我国对挪用公款罪的规定较为明确,并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立法的滞后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法条和司法解释的使用和解释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例中如果不进行严密的推理就极易在定罪上产生偏差,其结果就是相关法益得不到立法所期望的保护。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职务犯罪中“从事公务”问题探析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基本依据。对于“公务”应从职务犯罪侵害的客体 ,《刑法》第 93条关于从事公务人员范围的规定 ,以及公务与劳务的关系入手 ,才易于对公务的内涵形成共识。刑法意义上的公务仅指具有国家管理性质的公共事务。公务与劳务相区别的关键在于某种活动是否具有国家权力性和管理性。相应地 ,所谓从事公务就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务行为 ,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     

论评价治安状况的“犯罪”

评价治安状况的"犯罪"应该以犯罪学视野中的犯罪定义为理论依据,以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立案为标准,以公安机关立案统计资料为基础较为适宜和合理.公安机关"犯罪案件"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有限,在评价治安状况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加以核实."犯罪"不能仅按犯罪案件数一种方式进行计量,而应该根据治安状况评价的目的和条件,选取不同的计量方法.运用"犯罪指标"对治安秩序状况进行评判,以综合值为标准最为科学合理.     

论职务犯罪黑数问题

犯罪黑数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目前我国犯罪黑数最为突出的犯罪类型是职务犯罪,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职务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不利于客观评估职务犯罪的实际状况,不利于正确评估打击职务犯罪的专项政策、措施及效益.因而应采取措施,查清和减少职务犯罪黑数,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