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军人国家的稳定性如何?

1978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第三次当选连任,为期五年。但是,在今后五年中他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充当这个散乱的岛国的政治领导人。苏哈托1966年取代了第一任同时也是终身的总统苏加诺的职位,终于结束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在他上台之前,印度尼西亚已经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获得了政治自由;在经过了几世纪被统治之后,印度尼西亚重新取得了独立;议会制机构为权力主义机构所取代;军队被动用来从荷兰手里夺取西新几内亚,并试图粉碎新成立的邻国马来西亚;该     

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能否加快其经济复苏？

序 言2001年标志着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印度尼西亚开始对各级政府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而迅速的改革,使它从世界上最为集权化的国家之一,转变成最为分权化的国家之一。分权化涉及到转移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权力,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大规模人员调动。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了“大爆炸”(Big Bang)的方式来进行权力下放,在除了几个以外的所有那些原先明确指派给中央的任务方面,授予地方广泛的自主权。鉴于印度尼西亚拥有300多个地方政府,散布在如此多样的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很多人     

美国、印度尼西亚和1958年叛乱

本文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员,从1959年至1961年,曾经住居在印度尼西亚,研究印度尼西亚法律演变和政治问题.这篇文章主要是叙述美帝与1958年印度尼西亚地方叛乱事件的关系.作者供认美帝鼓励和援助这场叛乱,并且分析美帝当时为什么要支持叛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帝是如何穷凶极恶地干涉印度亚西亚内政.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投资印度尼西亚的深层问题——以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为例的分析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雅万高铁项目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环球高铁"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两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但项目推进艰难,面临着政权更替、域外势力干扰、征地难、资金压力大、上座率低和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深层问题,即民主化水平有限、中央与地方不协同、法律制度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和"反华"情结等。基于此,本文对投资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企业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最小化印度尼西亚深层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正确认识投资环境,重视可行性调研,理性选择策略;适应法律的复杂性,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合作;与当地企业协同合作,树立本地化经营的观念;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这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进,深化两国的合作与双边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印度尼西亚:2016年回顾与2017年展望

稳定与发展仍是2016年印度尼西亚形势的关键词.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获得国会更多党派支持,执政环境进一步好转,政绩获好评.但政治斗争依然激烈,反钟万学游行成为印度尼西亚政治与社会进入新敏感期的标志性事件.经济上,主要指标基本符合预期,标志着该国经济正在进入良性恢复轨道.外交方面,印度尼西亚以东盟为基石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维护主权和海外侨民利益力度更大,与大国关系总体平衡发展.     

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中的军队改革研究(1998—2008年)

1998—2008年是印度尼西亚军队改革的最初十年,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十年。印度尼西亚作为在新秩序时期过于依赖军人统治的威权国家,如何实施军队改革成为其民主转型中最棘手的问题。在民主转型的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军队改革在十年间取得了31项突出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队职业化,弱化和限制了"双重职能"。但是,由于未完全满足军队职业化的要求、对军队履职的法律依据不足及军队并未完全退出政治社会领域等因素的影响,军队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未能完全发挥其国防职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军队对政治的影响,那么,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改革就不可能彻底成功。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改革和军队改革并不充分,但是,民众仍然对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予以肯定。总之,在当前佐科执政时期,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和军队改革仍"道阻且长",需要不断优化与推进。     

苏哈托后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转变和政治发展

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实行民主政体与宪法改革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从这个目标的倒退或转向都可能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损失。亚洲金融危机突出地显示了印度尼西亚体制中那些需要改变的基本成分。当今,印度尼西亚在宗教、种族、地区与社会经济等方面所出现的紧张局势,是苏哈托新秩序政权时期实行独裁统治所造成的后果。只有民主政体能够纠正上述反常现象。印度尼西亚当前向民主体制的转变过程是困难重重的,民主化可以说是一场必要而复杂的长期斗争。引言:通往民主化的艰难道路印度尼西亚正处在从独裁统治转向为开明宪法(constitut…     

印度尼西亚:2015年回顾与2016年展望

2015年,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稳定,新内阁执政环境好转,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威胁形势严峻.多项经济指标不如预期,但政府的改革措施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印度尼西亚外交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主权及国民利益的外交举措果决.     

政治转型与缅甸乡村社会变迁 ——以抱村为中心的考察

2011年,在缅甸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专政宣告结束,国家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多党制和普选制的规则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的框架初见雏形。国家政治转型为缅甸乡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领域囊括了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缅甸乡村社会在政治转型中呈现出新的面貌,但这一重要的课题在学界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在缅甸乡村社会中长期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军政府时代之后的缅甸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体的变化主要包括村落共同体的裂变、乡村权力结构的转型、村民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等等。概而言之,在过去的10年,缅甸乡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逐渐从"抗争政治"向"派别政治"转型。     

印度尼西亚经济问题研究机构及出版物

现将印度尼西亚主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经济问题方面)及其出版物概要介绍如下: (一)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系社会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建立于1955年6月。它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它着力于研究人员的培养和基本资料的积累,该所所长由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兼任,该所人员由印度尼西亚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助教组成,一些印尼政府经济部门官员中的活跃人物如威芝约、沙多里、伊米尔·萨林等也是该所的研究人员。到     

后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延续

1998年,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和"新秩序时期"的结束开启了印度尼西亚民主化改革的新里程。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逐渐接纳华人,认可其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同时,华人逐步走向政治舞台,参政意识从弱到强,参政态度从冷漠到热情,参政人群从精英阶层过度到大众,国会议员和各级政府公职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华裔身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加强经济关系的前景

自从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宣布独立以来,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至少可以说,一直是冷淡的。苏加诺总统关于新殖民主义、对抗、不结盟以及和平共处的言词犀利的高谈阔论,与孟席斯总理在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亲西方、冷战以及白人澳大利亚的政策大相径庭。造成澳印(尼)国际关系持续冷淡的原因,除了上述过去遗留下来的因素以外,还有许多社会政治因素。本文的论点是,这些社会政治因素是暂时     

贫民和无产者——1957年7月3日在万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3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这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建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篇演说.苏加诺自己曾经说过:这是他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篇演说,是表明他的政治哲学观点的最重要文件之一.本文是从美国康纳尔大学的英译本转译的.苏加诺在这篇演说中叙述了1927年7月4日建立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动机,叙述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目标是建立所谓"公正繁荣"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加诺在这篇演说中着重叙述了他所主张的所谓"贫民主义"的内容和意义,并分析了他主张的用所谓"社会民主"来实现印度尼西亚式"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     

印度尼西亚: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2020年,在COVID-19疫情防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总体稳定.下半年,总统佐科改组内阁,并经受了"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印度尼西亚经济经历1998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下滑,但随着"国家经济复苏计划"的实施走出了低谷,以"V字型"走势反转.外交上,印度尼西亚重视卫生合作和经济外交,并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不对称与发展自主：东南亚应对中美基建竞争

近年来,中美在东南亚的基建投资竞争引发战略界和学界关注。大多数研究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大国战略的客体,忽视了国际政治中多元秩序深化、地方自主与能动强化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小国拥有战略主体地位,处于典型不对称结构中弱势一方的东南亚国家如何认知并主动应对中美基建投资竞争,值得关注。东南亚国家拥有发展自主,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两个案例表明,国内政治稳定和基于发展的政府绩效合法化是这些国家发展自主的主要动力,政治精英对国内和地区政治进程的塑造是东南亚国家调动自身能动、实现发展自主的主要机制。地区发展自主与小国能动研究对于理解演变中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尼西亚高级军官现况一览表

过去,《印度尼西亚》编辑部定期提供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中位居要职的军官一览表,以便读者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下列表格中提供1969年以来主要机构改组后人事变动的某些情况。有关1969年改组情况,在1970年10月出版的《印度尼西亚》(第十期194—     

叶利钦时期新西伯利亚州的政治体制

新西伯利亚州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是总统制共和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征混合存在。苏联时期的一些政治原则继续被采用,允许行政长官对新西伯利亚州较大的行政区(区和州辖市)实施行政监督和管理。在这些行政区由区域国家政权机构而不是地方自治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州行政中心—新西伯利亚市享有行政和立法方面的自主权,它是州辖市中惟一一个建立了发达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城市。其他地方自治机构都建立在州基层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超党派性”是公共权力领导者的典型政治特征,这种“超党派性”能够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随机应变。以俄联邦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势力在新西伯利亚州居于主导地位,1999年底之前,新西伯利亚州被列入俄罗斯的“红色地区”。左翼和民族主义政治观念在新西伯利亚州深入人心,但选民的政治倾向正在慢慢向中派政治立场转变。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的政治制度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它既带有民主社会的某些表面特征,又具有极权主义的实质倾向。分立和制衡的政治结构只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杜马、司法机构和其他国家权力系统均受制于执行权力机构。政党和社会运动在边疆区地方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主要的政治动员能力掌握在执行权力机构手中。实质上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以边疆区行政长官为首的掌握了整个地区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职权的宗派化执政集团。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路径

佐科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以来,高度重视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推进了一些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土地征用、人力和机构能力、资金、投资环境及地区平衡发展等方面的挑战。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下的重点合作领域,根据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以及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选择切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作路径是两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关键。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色彩进一步加深

从13世纪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扎根,到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前,印尼群岛基本上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印度尼西亚等岛国的主体居民都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有95%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目前,在印尼2.3亿人口当中,87%的居民仍是穆斯林。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伊斯兰教不仅体现了印尼当代文化的特征,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