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和婚庆公司签订垄断协议的效力刍议

酒店和婚庆公司之间的＂特别约定＂属于一种垄断性质的协议,这种协议是法律所禁止的。当消费者遇到这种＂强迫消费＂的时候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解魅现代中国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魔咒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现代中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一种所谓对近代的＂超克＂的产物,即对于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以往的汉学研究进行反思的产物。总体上,以往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的相关论点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为现代社会发展之标准模范的西方文明观及价值观体系,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歧视色彩,是对非西方世界的虚无化。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教授在其《构建新的＂中国学＂》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中国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混淆,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共同态度性＂来克服这种研究弊病。     

租来的“派头”惹争议

上好的地段、豪华的会议厅、漂亮的前台小姐,并且有专人转接电话、收发信件……这些硬件和软件让公司＂派头＂十足,呈现出光环和实力。近来,一种名为提供商务服务的＂虚拟办公室＂在国内多个城市悄然兴起,这种新型的行业模式受到了商家的热捧。那么,这种＂虚拟办公室＂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呈现于市场,又是什么样的公司呢,它的存在及服务行为是否合法……     

国家综改区“先行先试权”的法律结构分析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创新机制。这种＂先行先试＂授权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政策性授权而不是法律授权。但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研究＂先行先试＂的法律属性及其法制化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先行先试＂的法律特征和＂先行先试权＂的法律结构。     

“中华民族”入宪与统一之国家观念建构

现代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大都在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同时,积极建构一种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然而,这种超民族的建构亦必须十分谨慎。如果这种超民族认同建构是立基于各族人民的＂共享的价值＂或＂共享的认同＂之上,那么这种建构将较容易成功。相比其他多民族国家的超民族建构而言,＂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共享的价值＂,亦是各族人民＂共享的认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华民族＂明确入宪,将使我国深厚的统一的思想观念,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转为宪法上的自觉,这对于我国有效地反击各种分裂势力,切实维护国家统一乃至实现两岸统一具有深远意义。     

浅析“偷菜”背后个人价值的思考

近年来,网络上流行一种名为＂开心农场＂的游戏,可谓是风靡全国,这种游戏迅速进入各种办公室、迷倒很多＂上班族＂,以此在网络上激起很大反响。本文就身边所见所闻,简单的运用哲学中个人的价值观点,浅析＂偷菜＂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及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试论集体肖像权侵权

＂集体肖像权＂的概念因＂信禾公司侵犯三军仪仗队整体肖像利益＂一案被提了出来,但对集体肖像权的存在、内涵和外延存在争议,＂集体肖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集体肖像权作为＂特定意义的集体所享有的肖像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肖像权,仅是一种狭义上的概念。此特定意义的集体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对此有学者已做出界定,这种意义的集体是对传统肖像权主体理论的一种突破。＂集体＂本身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也应承认不具有归属性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基于整体肖像利益共有一个肖像权,作为广义上的＂集体肖像权＂。承认集体肖像权并不绝对排斥个人肖像权,其有独特的冲突调和渠道,而且保护了各成员的个体肖像权。     

对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法治中国的法律实践正在发生向＂司法中国＂法律实践的转向,＂司法中国＂这一时代主题预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个案,但以集中关注＂司法中国＂主题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律学的研究上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到来的历史境况下,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需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种反思,也需要对未来可能的＂缺席＂因素作一种前瞻。当然,这种反思和前瞻也期待着各种可能的＂质疑＂。     

论法律拟制思维在刑法中的重要性

刑法中存在普遍的＂有意将不同者等同视之＂的＂法律拟制＂现象,这种＂以假为真＂的作法并不必然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有可能是在坚持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的一种刑事立法层面上的有效方式。所以,对刑法中拟制现象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刑法的拟制性规定＂,而应该以＂法律拟制＂本身所代表的标准来审视刑法中的拟制现象。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捍卫法条主义

在中国语境中,法条主义俨然是一个充满＂贬义＂指称的＂稻草人＂概念,但这一指称概念是由反法条主义在一种＂自我想象性＂的立场上＂型塑＂出来的。在西方,人们在对待法条主义的＂是＂与＂非＂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性＂的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尽管人们都在极力地批判法条主义,但这种处于＂穷途末路＂的法条主义却是需要我们予以坚决捍卫的。法条主义所处的＂穷途末路＂困境恰恰说明了中国法律学研究的贫困,努力推进对中国＂法条＂的法律学研究是中国法条主义肩负的社会责任。     

“换房游”的喜与忧

换房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即身在两地的朋友分别住到对方家里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日生活。它能帮助彼此省去住房的费用,也不会受到旅游旺季住房的限制。＂换客＂时代,应运而生,并且渐成时尚。＂换房游＂与其他的旅游方式不同,随着网络的流行,这种旅游方式被国内一些青年人熟知并逐渐升温,由于时尚、省钱,     

可行能力视角中的自由与自由视角下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及其启示

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是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无疑是人类发展理论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为我们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参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第二,发展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第三,发展必须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民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可行能力。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宪政体制论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权力由《美国宪法》明确界定,所以开启贸易自由化的＂1934年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宪政体制。该体制的形成是基于后危机时代重构政治平衡与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而其变迁是围绕国会＂授权-控权或监督＂的宪政路径展开的,并由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与自由贸易主义力量之间的宪政博弈推动的。这种宪政博弈实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贸易立法博弈,而具体表现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四位一体＂制度架构。对正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中国而言,这种源于宪政博弈的贸易制度创新实践可资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即后危机时代贸易自由化立法范式的创新和自由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二分法的立法体例的引入。     

非完全自愿下的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合法化事由,虽然我国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际确立了被害人承诺阻却行为违法性的规则。理论上,被害人承诺要求被害人主观必须具有做出承诺的自愿性,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被害人承诺,即被害人基于一种法益被侵害的恐惧,而＂自愿＂作出的对另一种法益的被害人承诺。本文通过对三个虚构案例的分析,着重对这种非完全自愿下的被害人承诺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     

刑法中“情节严重”规定与酌定减轻处罚适用关系

刑法中＂情节严重＂规定与酌定减轻处罚的酌定减轻情节内涵上都具有非明确性、概括性特征,因此在同一犯罪中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形经常导致司法人员凭＂感觉＂判断二者竞合结果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程度。这种做法主观性大,不利于实现量刑规范化,也不利于实现罪刑均衡。在这二者竞合的情形下,应区分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和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情节严重＂,适用不同的解决规则。     

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探析——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思想,认为男人就该在外打拼,而女人只适合在家相夫教子。甚至很多女性为了照顾家庭,主动或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专心做个家庭主妇。这对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家庭分工的变化,人们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说法也有了新的认识。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了＂男主外,女主内＂观点中存在的不合理性,指出这种观点产生的背景,用奥特娜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这一观点不合理的原因,进而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进一步证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片面性,来提醒人们认清这种刻板印象。     

我国民事诉讼中司法资源的“隐性浪费”初探

司法资源的浪费是学术界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大多数论著都是从制度层面揭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即＂显性浪费＂。而在实践中,基于当事人对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以及司法部门内部具体工作方法不当等因素,司法资源正在被以另一种隐性的方式浪费。这种＂隐性浪费＂具有非制度性、实践性、普遍性和膨胀性等特征,它的负面影响不低于＂显性浪费＂。要减少＂隐性浪费＂,就要研究和使用一系列科学具体的方法,这些方法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改变传统旧观念,推动办公室工作科学发展

传统观念将办公室从一个后勤部门定义成了＂打杂＂（大而杂）部门,似乎它在任何时候都在处理着检察机关干警工作生活中的繁琐小事。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办公室的对内与对外形象,削弱了自身职能,阻碍了其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观念延续到了现在,不仅日益根深蒂固,更让办公室进入到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即：旧观念存在的时间越长,办公室所处的位置就越被动;办公室越被动,更印证了这种观念的＂正确度＂。我们常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并努力将其贯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这句话不能只被当作口号来喊,而更应该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办公室职能,实现办公室日常运行科学化。     

审讯“一对一”贿赂案件的思考

＂一对一＂贿赂案件是指行贿人向受贿人行贿时,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两个人在场,没有第三人证明的情况。这种案件即使只有行贿人或受贿人一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