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传唤制度刍议

刑事传唤在侦查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从而导致刑事传唤法律属性不清、程序不明、任意滥用等诸多缺陷。完善我国的刑事传唤制度必须从借鉴国外任意侦查入手,通过立法确认自愿同行,才能在刑事传唤过程中既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限制强制侦查的启动,又有效行使侦查职能。     

加强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     

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入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由此可见，搜查权是法律赋予侦查部门的一项重要权力，具有很大的强制性，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及隐私权等宪法性权利。与其它权力一样，搜查权亦为一把双面利剑，     

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之构想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是刑事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再审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不与其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对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尚缺乏深入研究 ,因而难以全面认识和合理构建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本文在考察各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模式和刑事再审启动原则的基础上 ,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具体构想。     

试论我国刑事搜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搜查在侦查破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发现犯罪真相和惩罚犯罪必不可少的手段。搜查的对象既可以是公民的人身．又可以是公民的住宅或其他场所，因此将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较之刑事拘留和逮捕制度，我国的搜查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使得实践中的搜查行为因监督不力而不甚规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缺乏辩护律师的积极参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法治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制度性建议.     

我国的刑事鉴定程序应当如何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切入点

刑事鉴定程序的完善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刑事鉴定程序法治化程度的标准。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程序的规定,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相互矛盾(鉴定被规定为七种侦查行为之一,而鉴定的主体却并非仅限于侦查主体);二是缺乏可操作性(如回避);三是无法可依(如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四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利(如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情权)。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无法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因此有必要予以研究。     

完善我国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滞后,既与立法滞后,法律规定不完善有关,也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有关。刑事立案监督机制的完善应从立案监督权本身的内涵和法律特征出发,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从线索获取、权力保障、侦查引导、案件跟踪处理、工作考评等多方面来加以完善。     

完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之我见

一、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现状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是刑事司法鉴定的重要阶段，包括司法鉴定提出、决定与委托、受理三大阶段。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所垄断，当事人仅享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请求权，是否获得批准还要经过有权机关来决定，因此有失公平。具体表现如下：1、侦查机关享有鉴定启动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情，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现状及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科学和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上难以平衡,应当制约对人、对物及对隐私权的强制手段,改造现行刑事强制措施,逐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加强司法救济机制,强化司法权力及公民权利对侦查权的制约.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     

从斗争到管理——理念转换下的侦查行为研究

侦查理念是侦查行为的先导。侦查在不同的侦查理念主导下呈现不同的内容。当前侦查理念处在从体现专政思维的斗争活动向崇尚法治理念的管理活动转变之中,理念转换下的侦查行为研究应该包括侦查行为概念研究、侦查行为类型研究、侦查行为要素研究、侦查行为主体研究、侦查行为管理研究、侦查行为效益研究。     

基于刑事侦查的犯罪隐语研究

犯罪隐语是一种涉嫌犯罪行为或自我保护的内部言语交际工具,蕴含着包括信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具有鉴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发现犯罪线索、解决并案问题、预审讯问中可有效利用语言的力量及帮助我们科学管理、做好羁押、监管工作等作用,在刑事侦查中准确地破解犯罪隐语,是科学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在碰到不了解意义的隐语时,根据隐语语义相互之间的联系规律,及不同地区隐语的特点,用类推法辨析其含义。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犯罪信息管理术语规范化刍议

目前公安工作中使用的《违法犯罪信息管理代码》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信息管理工作，提高了息管理工作的实效。但从工作实践看，信息代码中的一些术语已不适应当前形势，造成了犯罪信息管理工作的不便，如：术语本身存在问题或缺陷；定义（对术语的解释性说明）不清或用语错误；在不同的数据元素代码中，相同所指的术语名称前后不一致；信息代码的某些内容与案件实际情况不够吻合等，使犯罪信息在公安工作中的作用受到制约。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侦查管辖的立法思考

随着网络等信息类犯罪的不断涌现,侦查管辖问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关于侦查管辖的立法更突显出其不足及不能适应侦查实践之需求,因此研究探讨侦查管辖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立法建议就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立法建议可能只是偏颇之见,但依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谈基层现场勘查人员技能培训

犯罪现场勘查是刑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侦破刑事案件的首要环节,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犯罪现场勘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刑事案件侦破工作的成败。为了贯彻公安部"现场必须勘查、质量必须保证、鉴定必须准确"的精神,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推行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兼职技术员为辅,现场分级分类勘查的工作新模式。现场分级分类勘查工作模式要求基层现场勘查人员具有相应的现场勘验、检查技能。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与发展——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评介

2011年8月通过初审并公布于众、征询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证据概念与种类所做的变化、对证明标准的进一步明确与完善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等内容充分表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修正案还对辩护制度、刑事强制措施以及侦查程序等方面的刑事诉讼制度做了改革与完善。诚然,修正案中有些刑事制度的改革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修正案中所做的有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与发展。     

论立案审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案件立案审查阶段公民人权的保障,无论是立法、司法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本身,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公民在立案审查程序中的人身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比较严重。其深层的原因依然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法外审查,一方面实现着诉讼程序难以完成的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极易违背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宗旨,抵消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企求实现的部分价值。为此,应当将健全刑事诉讼法制,维护公民诉讼中合法权益的努力延伸到立案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