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强调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无锡市惠山区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阶段性特征,以“建强平台、健全机制、建优队伍”为突破,努力构建横向联动、纵向互动、合力推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关于做好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矛盾调处难度加大,处置不当极易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上访事件。如何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特征,积极探讨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切实做到“纠纷可解、命案可防”,是当前公安机关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台商区近三年来矛盾纠纷的现状、特点,就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做一些探讨。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法院部门基层互动余杭区建立工作机制综合化解涉诉矛盾纠纷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矛盾纠纷的类型日益复杂,特别是涉诉矛盾纠纷数量上升较快,原有分散、被动化解纠纷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余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采纳余杭法院提出的“综合化解涉诉矛盾纠纷”的设想,在全区建立涉诉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工作体系,     

山东省蒙阴县常路镇人大代表乐当基层维稳“消防员”

近年来，山东省蒙阴县常路镇积极探索县、乡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新机制，让集“民情、民意、民声”于一体的人大代表成为化解基层群众矛盾的“消防员”，有效维护了基层稳定。自2008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成功化解土地、山林补偿、新农村建设等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     

新时期大数据赋能多元矛盾纠纷治理：实践驱动、问题挑战与机制优化

伴随平安中国建设的推进，各地打造了多元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带来了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的涌入，但也面临着矛盾纠纷数据多元异构、风险监测预警难和智能化处置能力不足等挑战。本文基于各地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问题挑战，提出建构适应于大数据的“精准识别—风险预警—智能疏导”全过程性治理机制，以克服多元矛盾纠纷治理上存在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等不足，为各地矛盾纠纷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赤水：人大知识进党校

今年以来．江西省兴围县人大常委会推行的社会“民意信息员”参与调处矛盾纠纷的协处机制取得了届著效果。截至目前。该县200名“民意信息员”已独自化解矛盾纠纷达3000多起．参与协处矛盾纠纷136起．息诉率达100％。去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兴同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化解矛盾纠纷促和谐实行民意信息员参与协处的规定》，对“民意信息员”的选任条件、程序、职责、管理和培训等作了明确规定。     

构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睢宁县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以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立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诉前分流、诉前调解工作机制,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在前端一站式解决。     

社会稳定从点滴小事做起

把人民调解引入派出所,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派出所门里的举措,从源头上及时解决分流了人民内部矛盾,减少和避免了矛盾、纠纷的升级和激化。这使笔者不禁想起过去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镇多年来抓社会治安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两者虽然不同,但共通之处就是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枫桥经验”告诉我们,善于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纠纷的工作,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一方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之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     

你的婚姻,需要辅导吗? 护航“最小单元”的幸福

近几年,我国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离婚率逐年上升。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不仅造成家庭破裂,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甚至诱发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人口大省山东自2018年以来探索开展“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行动,有效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为家庭这个社会“最小单元”的幸福护航。     

《走在第一线》专题报道之四“社会法庭”的铁门镇样本

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社会法庭”的“法官”们用热情与激情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思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铁门“社会法庭”工作模式。     

公调对接在司法调解中的运用

目前民间纠纷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性、利益性、复杂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传统的公安调解方式已经无法完全化解纠纷。为适应时代要求,公安机关及时推出了“公调对接”调解模式,即将公安110接处警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对接,整合社会纠纷调解资源,主动发现,积极化解,超前预防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治安平稳、社会和谐。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

“枫桥经验”既是我国政法综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金名片。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法治元素,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层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多样,诉讼需求增长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呈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实践需求,亟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文化的传承、域外纠纷化解替代方案的借鉴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资源优势。这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司法引领与立法推动,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等路径。     

打造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县级是将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建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可以更好地压实县级主体责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自去年初省委将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建设列入重点改革突破项目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方法、作风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因地制宜推进县级中心建设,全力打造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努力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我们要进一步整合力量资源、集成多元手段、大胆实践创新,加快打造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建立“三大机制” 争创一流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新路径，通过建立“三大机制”，延伸审判职能，推动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加快实现了“加快科学发展，建设一流法院”的工作目标。     

坚持以能动司法推进诉源治理

<正>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强化诉源治理,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最大限度避免矛盾纠纷发展演化成诉讼,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诉源治理具有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我国自古崇尚“以和为贵”,重视人际和善、邻里和谐、家庭和睦,体现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就是崇尚“无讼”的理念,就是“惜讼”“厌讼”甚至“耻讼”的传统思维。孔子的“无讼”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     

建立和推行农村“说事”制度的启示

今年以来,襄樊市通过建立和推行农村“说事”制度,化解群众怨气,减少矛盾纠纷,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说事”制度源于襄樊市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村。2001年10月,该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中,针对群众反映的“人难找、事难办、矛盾难解决”等问题,村“两委”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党员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后,决定建立“说事”制度,在每月的5日、15日和25日,让有困难、有想法、有矛盾纠纷的村民到村委会“说事”,由村干部负责接待,做     

探索多元化警调衔接 打造警源治理新格局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旋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治理、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风险起到重要作用，是夯实平安中国建设之基。公安调解工作是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在基层公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针对110报警中大量矛盾纠纷“接进来、移不出、化解难”的问题，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积极践行“警调衔接”机制，深耕警源治理，     

矛盾纠纷“调解优先”的思考——兼论“三所联动”多元化解机制的上海实践

矛盾纠纷定位于调解优先是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础,且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调解优先是治理方式的优先、治理时空的优先、治理效果的优先,且具有微观、中观、宏观等方面的多项社会功能。在警务实践中,以“调解优先”为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处置方式的首选,转变认知和强化能力则是基层民警提升常态化矛盾纠纷调解效能的重点解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