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认识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黑格尔最早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的家庭和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论点，揭示了国家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地位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基本被排除，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而哈贝马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入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所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膨胀和追求利益的冲动会摧毁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对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

基于对德国纳粹极权统治和"领袖原则"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独具内涵的概念。哈贝马斯力图将西方近代以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市民社会"概念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以抵制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排挤和公民权益的侵蚀。但这一理论努力却遭受来自社群主义者沃尔泽、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多元主义者麦卡锡等思想家的理论质疑。尽管公共领域思想也存在理性共识达成和公共舆论去私人化的困难,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概念,"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系列积极的观念(包括具有经济力量和理性能力的公众参与、基于公共舆论力量的公共批判、超越于私人利益博弈的公共性立场)为公共治理实践提供了推动力量和思路指向。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术语，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近代以来，洛克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较深刻认识且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发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高峰。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将其纳入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探讨,就是从批判黑格尔逻辑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开始的,并从中得到巨大的启发,并完成了对它的改造,赋予“市民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全新的意义。     

陪审的价值与制度定位

本文引入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概念,在历史发展中讲述了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公共领域”标志的故事,并通过对陪审制度的价值定位,提出其向社会公共领域传媒制度功能转移的观点,希图为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提供助力。     

葛兰西与马克思市民社会之比较

＂市民社会＂是西方社会学一个重要概念,黑格尔、马克思等重要哲学家都对其有着独到的见解。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进一步思考其核心内涵,从全新的角度叙述了政治国家被市民社会取代的必要性,他的思想根源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但又与二者充满了伦理色彩和着重于经济基础的描述相区别。葛兰西在市民社会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只有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从文化领域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必要性。     

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内涵之探讨

1844年之前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考察现实历史和以往市民社会理论,以社会/国家二元模式的研究进路得出的。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状况的描述性概念。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黑格尔恰恰颠倒了这一关系。     

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以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为视角

哈贝马斯是把政治公共领域当作一种交往结构来赋予其内涵的,形成公共意志的公共领域通过私人联系的市民社会而根植于生活世界这一最广泛的交往土壤中.政治公共领域不但能够为政治系统提供解决政治相关问题的公共语言,而且能够敏锐的发现问题、辨认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放大问题、突出矛盾以便引起中心政治系统的注意,最终把问题推进到正式的民主程序之中.     

论“法律社会化”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对该概念的内涵的阐述包括以下几种学说：“活法论”、“社会行为论”、“社会利益论”、“社会连带关系说”以及“法律社会化阶段说”。它们以各自的学说和不同的论证方式阐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法及法的拘束力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法律社会化的功能包括实现功能、评价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和改革功能。而上述五项功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法律的重心从“个人本位”转移到“社会本位”。“法律社会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了重大意义     

论市民社会的结构

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私人自主的领域,其构成应当包括内心领域、家庭、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四部分。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作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内心领域的规定性以思想自由为根据;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私人活动空间,是把个人的私生活从社会“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剥离出来的一堵屏风;市场经济体系在不断改造市民社会的同时,自身也有了新的发展;公共领域是指私人聚集而形成的一种公共空间,是供市民阶层自由集会、讨论、沟通以形成意见的地方,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基石。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意蕴

通过重新仔细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追溯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来源,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颠覆,更鲜明地揭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空前革命性。可以断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关系、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是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应建立在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批判——兼评卢卡奇和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它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型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它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什么伦理的国家,它提出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学说也不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使整个社会"物化",商品拜物教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卢卡奇和哈贝马斯虽然都吸收了韦伯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但是,卢卡奇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并因此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韦伯化;而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观点则从经济系统对文化领域的决定作用这一维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并使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化。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观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89年的党纲--<柏林纲领>中提出"社会新范式"的概念,并试图从国际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方面来对其社会观进行解说,以增强其政党的凝聚力和提高政党的社会形象.     

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利科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改进

商谈伦理是协商民主的哲学理论基础.虽然哈贝马斯很少使用“社会合作”术语,但其探讨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保罗·利科认为,社会合作的先验条件并不充分,主张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进行改进.他认为,在社会合作中,普遍化的纯化和先验进路是不必要的,普遍性证明是开放的,商谈伦理兼容于实践智慧.通过强调实践和应用的维度,利科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带有功利主义和目的论色彩,这是对康德推崇自律的主体性伦理学的进一步偏离.     

李斯特市民实践观的局限及其反面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李斯特的看似以实践为基础的经济哲学之局限性的分析，指出如果在理解真实的社会实践过程时忽略了内在批判性的线索，忽略了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历史性线索，那么就很容易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擦肩而过 以此为基础，本文指出，即使是在以当代中国的实践情境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内涵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马克思的“实践”不是一种“市民”的实践，而是整体性的社会实践，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演进之概观

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从古代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社会文明观,17-18世纪的公民社会政治观,19世纪初的公民社会经济观,当代的公民社会文化观.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有其优缺点，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批判改造中走上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合理性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行批判性考察,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模式对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其重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要求;哈贝马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失效,主张用"新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的观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原典和后来的庸俗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他重新检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时,曲解了马克思哲学由以建基的"劳动"概念,将其归结为工具理性行为.由此引发的对唯物史观其它范畴的批判,就更加远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义.     

论民法理念及其法治价值

民法作为现代法制的基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民法理念是人类历史文明在民法上的典型表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民法理念的内涵丰富,其本质是正义,其核心表现为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民法理念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现代民法理念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弘扬民法理念对于培育市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