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的背景分析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是美俄两国共同发起的一项新的旨在防止核恐怖主义和制止核材料及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国际行动计划.倡议的政策基础是美俄两国承认核恐怖主义威胁构成当今最危险的国际安全挑战之一,政治基础是两国防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成功努力与合作,现实基础是现行努力尚不足以消除或减少核武器或材料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可能造成的不可接受的危险.     

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兼论政策对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Ⅰ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个政策社会,就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今天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这是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为什么要实行这个转变,要以法律来取代政策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特别是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在实行依法治国过程中,我们才会努力超越政策这一障碍,实现从依靠政策到真正依靠法律的转变。本文的论述并不否认政策在治理国家中曾发挥的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就法律与政策关系而言,政策对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定的。     

两德统一与德国宪法制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影响欧洲乃至世界新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出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并存的局面。德国的分裂是因为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之间在战后的对德政策存在矛盾继而转变为互为敌视的情况下形成的。历史进入２...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互动关系研究

<正>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一个国家制定或者产生了经济政策之后,总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刑法手段,来保证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最有力的法律手段,总是会被国家用来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然而,刑法的作用,即使在被充分利用的时候,对于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的,也并不总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当经济犯罪在一个社会中猖撅的时侯,对刑法的检验和对作为经济刑法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的检验,是同样重要的。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影响,在目前商品经济发达国家中是比较典型的。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发展历史的研究,探索经济政策与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私立法学教育与日本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考察

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自由民权运动、法制现代化的需求是日本私立法律学校产生、壮大的历史背景,法律学校创始人的努力和明治政府政策的转变是法律学校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法律学校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法制近代化进程,对继受法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当代私立高等教育基础.     

刑事政策下的刑事责任研究

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实证主义刑事政策下出现的人身危险性将刑事政策和刑事责任联系在一起,人身危险性此时成为决定责任存在和大小的依据。在人权与法治刑事政策下,人身危险性实现了从征表潜在犯罪可能和处罚依据到征表犯罪原因和预防的转变,表现在刑法机制上,是积极责任主义到消极责任主义转变的结果,这也同时促使人身危险性具有了减轻刑罚之意义。因而,刑事政策对刑事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处罚结果意义上之责任的影响,二是对作为责任主义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机制上,前一影响是通过后一影响完成的。在刑事政策视角下,我国刑事责任的转型应实现向责任主义的倾斜,并通过人身危险性角色的转变使传统刑事责任消解单纯处罚结果之内容从而具有预防之功效,最终实现传统刑事责任内容、功能乃至地位的转变。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及中国加入之法理探析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是一项新的旨在防止核恐怖主义和制止核材料及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国际行动计划,是美俄两国共同安全观和防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成功努力与合作及其加强和扩大这些努力与合作的产物.中国加入"全球倡议"符合国家安全利益,是负责任中国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与美俄反恐和防扩散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是“国家”错了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     

刑事诉讼中的变通政策以及检察官在法庭审理开始前的作用

一、引言:检察机构职能和角色的转变在过去的30年中,德国检察机构的职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职能的转变长期以来即被确证,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却很不一致。这个转变一方面涉及到检察机关与警察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到检察机关与法院的关系,同时它还涉及到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其在法律政策方面的意义。早在70年代,犯罪学的研究即已证明:检察机关几乎已经不再充当立法者赋予它的"侦查程序的主宰"这一角色。与立法者将检察机构设计为侦查主管机关的初衷相悖,检察机关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审级,其工作重点是在终止刑事诉讼程序和起诉两者之间作出决定。而进一步     

计划生育制度变革与法治化

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已经走过了从纯粹的政策主导到形式法治的历程,而实质法治进程亦已开始.要满足实质法治的要求,就必须改变对"计划"的理解,实现政策工具和法律机制的转变:一方面,计划的属性应由指令性转变为指导性;另一方面,计划的主体应由国家转变为以家庭为主.在这种转变方向上,应进一步从逐步取消硬性规定、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和行政处分机制、重视普惠制社会保障机制、发展特惠性的奖励扶助措施和修改相关宪法、法律条文等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那些杀死“创新思想”的政府

国家繁荣的关键在于推行好的理念,并创造各种条件来让这些理念得以充分利用与实施——现有的与新成立的企业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政府不具备新的理念,尽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军方经常会有创新的举措。对于创新思想的商业化发展,也不能依赖于政府。但事实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创新思想的实施有着重大影响。一个国家让自己富有成效以及这个国家的公民变得富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激励还是扼杀创新思想。     

如何保障住房权?——比较宪法的案例思考

住房保障权在各国的宪法地位不同,在英、美它并非宪法权利,在德国基本法与爱尔兰、印度宪法上它是默示的宪法权利,而德国魏玛宪法与南非宪法则将其作为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作为社会福利权的住房保障权首先并非高深的宪法理论,而是需要具体落实的社会政策,它根源于社会的需要。而由于财政、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限制,住房权的落实困难重重。本文重点介绍了国外几个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典型案例,其中印度与德国的案例,也许对我国住房权的实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路径与方向;而南非案例的虎头蛇尾,或许也能为中国保障房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德国住宅产业政策法比较分析

产业法又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法。产业政策本文通过对德国公共住房政策法的研究和分析,目的在于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对建立中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立法提供参考。本文重点分析了德国公共住房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指出中国住宅产业政策法与德国住宅产业政策法的经济基础不同,以及中国住宅产业政策可以在立法、机构等方面可以改进的措施。     

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

环境刑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刑法发展最快的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过了头 ,因为学术界倾向于环境应当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加以保护而毋须顾及人类生活的需要及其质量。这一观念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环境刑法中法益的概念、范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污染和污染程度的评价问题 ,并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中复杂而重要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关于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 ,对于我们以德国为样板具体地了解西方国家的这一后现代化变化并进而思考我国的环境之刑法保护问题 ,是有借鉴意义的。     

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祥地 ,也是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最为深刻、系统的国家。它将刑事政策的任务定位于 :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犯罪态势指导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制定、执行及变革 ,指出与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人道、法治和公正三大原则贯穿于刑事政策的始终 ,使得现代德国刑事政策的进程表现出整体上犯罪网趋宽、刑罚网疏缓 ,而对特定犯罪轻中有重、重势增强的特征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本文从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入手,通过对欧陆刑法学说史的研究以及对欧陆刑法学行为价值学说的辩证分析,正确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欧陆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的走向,而不同国家坚持的不同刑事政策立场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刑法理论的选择。同时,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德国新债法中附随义务的构造

附随义务是德国债法发展的产物,经由德国法院和学者的努力,这一义务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修订中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正式成为法定债务类型.附随义务是与主给付义务相对称的概念,可分为与履行相关的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和与履行不相关的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前者又与主给付义务一起构成给付义务.对于从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的区分标准,德国学者提出了众多学说,而所谓的保护义务又与德国侵权法中的交易安全义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德国环境团体诉讼的嬗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环境团体诉讼的发展一直受制于德国传统法律理论的影响,经过不断修法后才赋予并扩大了环保团体的诉讼权能,以实现其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保护规范理论的突破,让德国利他型环境团体诉讼从主观诉讼转向了客观诉讼。这一转变既是由于德国国内多年来环境运动和政治绿色化的压力,又是由于欧盟法转化和欧洲法院一系列判例的影响。德国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既有相同之处,具体情形又有不同。中国应当借鉴德国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意识地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提高民族素质 走向政治成熟——从韦伯理论透视中国问题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是由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为理解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全貌,《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的思想应作为核心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少马克斯·韦伯文集的编撰者都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文集总名,的确特有见地。本文中例举德国东部的例子,揭示德国民族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进而探讨了民族国家如何制定经济政策及怎样的德国领导阶级才能带领德国走向更伟大的时代,显示了韦伯对德意志民族的深切关怀和从德国现实出发的强烈使命感。本文将从三部分梳理韦伯在这次演讲中所表述的观点,并依照韦伯的理论,从保持和提高民族优势、量身定做的经济政策及中国的政治成熟道路几方面透视现在的中国问题。     

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在德国刑法理论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主要经历了费尔巴哈、李斯特和罗克辛三个发展时期,但始终未能突破李斯特所设定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的著名论断.在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时,德国刑法理论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刑事政策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运行,相应地,严格区分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功能及思考方式,且前者优先于后者.德国理论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德国理论建立在作为法治原则或宪法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之上,同时以阶层式犯罪成立体系为生态环境,具有地域性.因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只能通过塑造文义解释的权威地位和否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来建立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