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与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再区分——以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盗窃罪与诈骗罪该如何区分?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区分标准较为混乱,虽然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是从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上进行考察的话也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所以,应当从"处分行为"的视角来区分两者,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定罪量刑。     

“醉驾”行为的刑法评价

醉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其定罪量刑问题目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类行为应定性为交通肇事还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否应允许行为人或家属主动掏钱赔偿等问题的争议折射出了当前司法界对醉驾行为罪刑评价的一致。针对这种争议，有必要通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正加以规范。     

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以英美量刑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量刑不均衡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量刑程序相对独立于定罪程序,有利于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并形成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实现量刑的一致性。英美两国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在我国有效的案件分流机制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是理性的选择。     

自首前置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自首的认定

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量刑情节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定罪情节把握都比较准确却往往忽略了量刑情节上的一些细节,自首的认定直接涉及处刑情节,对于自首的认定应当是谨慎而严密的,仅是认定自首也未必是必须采取必减原则。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

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刑事证据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注意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并结合各种证据的自身特点,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综合审查与判断。     

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我国,以往量刑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行,量刑被提到了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对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的关注。但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司法机关相继出台的规定中,均涉及对量刑证据的规制,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且不够完整与系统,相对于成熟的定罪证据制度而言,量刑证据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勾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初探

量刑程序的对抗性较之于定罪程序大大降低，因此，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模式也有别于定罪程序中的证明模式。在量刑程序中引入证据契约机制，建立合意式的证明模式，不仅会提高诉讼效率、缓和各方矛盾，还有助于实现量刑个别化和量刑公正。构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应注意规范其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以确保其价值目标的实现。     

正当防卫制度辨析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在国家、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在不能及时得到公共权力救济时,而采取防卫的权利。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卫行为。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争论相当大,主要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防卫过当的定罪和量刑进行了简要论述。     

浅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

司法实务中审判机关存在的量刑失衡问题，促使有必要建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在探讨量刑建议制度司法价值的同时，具体分析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探讨量刑建议制度的有效执行。     

论我国建立独立量刑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明确做出区分,庭审中二者混同,调查顺序与方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明确规定量刑证据的种类,将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分离出来,置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之中予以认定与调查,适用与之相对应的证据规则,并形成独立的量刑证据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都是以经济合同这种契约为依托而形成的违法活动现象。因此 ,这在司法实践中为司法辨别和司法审判活动造成了难以区分的界限问题。区分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关键 ,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酌定情节法定化的理据与路径

酌定情节作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内容,其法定化的基本法理依据是:绝对理性的幻灭与自由裁量的无可规避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导向。其法定化的现实依据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司法现状的考察,对我国刑法学界重定罪轻量刑、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错误导向的纠正,以及对域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借鉴。酌定情节在刑事立法上的路径抉择为:刑法总则在规定量刑的基本原则时尽可能详尽地标举出量刑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以立法的形式标举出现实中较为常见、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较为成熟、含义相对确定的酌定情节。     

论受贿罪、“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异同

受贿罪、“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主观方面都是故意,交易的对象也都是财物。但三者在客体、客观方面、主体方面存在较大区别。认清三者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正确地定罪量刑,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犯认定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又称为转化犯。由于转化犯及共同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构成转化的共同抢劫罪还是转化犯的实行过限问题较难认定。结合司法案例,依据犯罪时的客观情形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分析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黑箱”证明及其纠偏——以“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证明和传统犯罪存在不同。“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的犯罪成员、被害人和犯罪资金较多,查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关于具体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份额”更是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常以“综合认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认定,出现了“黑箱”证明。“黑箱”证明不仅会影响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也容易引发具体犯罪人的量刑偏差。“黑箱”证明的纠偏需要补强量刑证据,优化印证,同时也需要推动刑事诉讼思维理念的现代化。     

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