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初探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建立在全能主义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和组织化控制,通过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政治动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催动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手段和模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改革三十年国民政治心态的嬗变

“总体性社会”中的政治心态特点 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几乎控制着社会的全部资源，有着独立的目标，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往往是作为自主的行动者而存在，并不只是反映某一个阶级的要求，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自己本身的利益和目标，对社会有着很强大的吸附能力，不仅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政府转型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引发了政府的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实现政治主导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变,第二次转型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转型推动了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事业向公共事业转变、“文教事业”向社会事业转变、国家包办向多元参与转变、管办不分向管办分离转变、政事不分向政事分开转变。     

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前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服务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服务对象有限,服务内容不够丰富;服务方式简单,服务模式趋于行政化。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就是传统的单位制党建模式不能适应新时期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为此,要变革传统的单位制党建模式,创新组织设置,整合服务资源;构建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机制,实现社会化服务;转变服务方式,实现协调式服务;培养社区社会资本,建立长效服务机制。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应当适应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进行理念、体制和方法的创新,逐步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社会管理向度由线性向互动的转变、社会管理服务由垄断向竞争的转变、社会管理绩效评估由一维向多维的转变。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呈现出一种双向形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建构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尊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注重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和渠道实现对社会的引导、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从动态视角系统分析了NPI与浦东新区政府的互动过程,构建了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     

统治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程度较低,国家的相对自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的限度或制约,统治也就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实现形式。政府的失效与市场的失败出现,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取向而言,政府治理所依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存在于社会;国家受制于社会;国家统一于社会。政府管理方式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为基础:从两者合一到两者分离的转变;从两者的分离到两者的合作。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     

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逐渐发生了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且这些转变均具有积极和消极之双重后果。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不同于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在现代工业时代,弱国家强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是两种相对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类型,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主义视角转换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才能真正把握相对于国家存在的社会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中,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并举才能解决社会风险控制问题。此外,还需要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资源、影响力等方面的占有格局,将营造"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风险控制的目标。在此目标下,社会风险控制应坚持自主、责任、社会信任等三项基本价值原则。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不变中的渐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模式的演化

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模式是国家单向主导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一模式在整体格局上没有根本的变化,但它已经在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向演化。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推动了这一演化进程。     

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模式创新研究

为提升学籍管理工作层次,积极转变学籍管理工作模式,要"立足事务服务、增强过程约束、挖掘内在激励",实现从"以服务为主"向"以服务为辅,以约束和激励为主"的新模式转变,进而实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转变。在服务、约束和激励并存机制下,"服务"以基本业务为中心,注重管理职责的履行;"约束"则以预警淘汰为核心,聚焦学业安全的风险控制;"激励"则以激发动力为重心,强化优良学风的建设。新的模式下,学籍数据质量得以保证,学业安全和教育教学秩序得以改善,优良的学风建设氛围得以形成,新形势下的学生管理得以优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刍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高度国家化。体制转换时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然引起剧烈变动和重新调整 从国家与社会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有益的。改革的思路必须超越放权让利局限,正确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创新政企关系,改变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职能和主体基础;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组织机构;提高国家的社会化水平,以社会约束国家。     

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主流政党疏离社会、融入国家,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导致政治回应性的弱化。主流政党代表功能的萎缩,促使社会成员转向民粹主义的替代模式。为了控制政策议程,民粹主义政党仍然需要遵循选举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固然挑战了主流的民主模式,但它同样可以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构政党体制,扩展政治代表的渠道。只有客观地分析国家、社会与政党在代表性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才能准确地认识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建立与完善基层社会服务体系

一、正确处理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社会管理既是对人的活动的管理,又是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它包含管理和服务两个方面。然而传统的社会管理过于强调社会控制而忽视了社会服务,其主要管理方式是由国家法律和权力部门,     

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关系解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人口老龄化趋势迫使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由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供给格局由分散化、封闭性向互动合作转变.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应对社会养老服务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困境,可从厘清主体间责任关系、健全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嵌入信任关系、多方增权与协同治理等方面优化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关系.     

浅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变化,整个国家一片生机盎然,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也在不断地从体制、机制和运作模式上进行改革与调整。如何适应和面对新形势,是摆在工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