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犯罪理论与危机发生学的“利比亚模本”——基于卡扎菲1988—2011年治理时段的讨论

将"合法性犯罪"的概念引入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领域,以此建构合法性犯罪理论来解释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前的若干腐败现象,并根据该理论提出了利比亚模本和"卡扎菲节点"的问题。     

外部干预与合法性生命周期理论——以利比亚合法性危机为例

根据合法性理论阐发了合法性资源的生命周期理论,对理论前提、解释框架、外部干预对合法性生命周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最后总结了合法性生命周期理论的现实意义,并运用合法性生命周期与外部干预的关系解释了利比亚两次合法性危机中外部干预不同政策取向的成因。     

以人为本与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稳定的政权必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治体系都将程度不同地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     

以人为本与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稳定的政权必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治体系都将程度不同地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共价值凸出的现代背景

有关公共价值的思考和探索,是以启蒙运动以来的整个现代社会为背景的.现代社会因为出现了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使得公共价值问题日渐凸出.人们意识到只有重建公共价值,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危机,实现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     

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重塑价值反思之维--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不同于霍布斯、韦伯以降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强调"统治绩效"与"行政合理性"对"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政治合法性的获得、维系与巩固是政权机构对民众进行"单向灌输"与"主动论证"的结果.哈贝马斯分析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肇始的动因,指出正是由于"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价值领域"意义缺失"导致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产生,唯有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重要性,在交往共同体中增进民众与政权机构之间围绕"统治权利"所进行的交互式论证,在生活世界中重塑多元价值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才有可能解决政治合法化危机.     

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重读李普塞特的《政治人》

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方式。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系统探讨了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重读《政治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政治参与是政权合法性扎根社会土壤的种子,它有助于增加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权合法性根深叶茂的养料,作为现代政府彰显民主诚意的标志,政治吸纳既是公民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治系统汲取社会营养的触角。在政权体系的日常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相生性,消解着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维系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建构政权的合法性。     

沙特阿拉伯政权稳定的根源

2011年,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群众运动导致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政权的倒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政权则保持了相对稳定。基于以往研究提出的各种因素分析,提出动态多元平衡理论,并以此为分析框架,解释沙特王室治国理政的过程,说明其能保持稳定的原因。     

政治强人卡扎菲殒命 难掩利比亚萧瑟

1969年9月1日,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发动了政变,兵不血刃。随后,他向全世界宣布：腐朽的伊德里斯王朝寿终正寝,崭新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诞生了。卡扎菲由此执掌利比亚政权,开启了自己的政治强人之路,其政治生命延宕了42载,他的人生在今年10月20日与反对派的交战中划上句号,＂沙漠之子＂在这个萧瑟的秋天,＂葬＂在了无边的沙漠里。     

应对利比亚危机折射中国新外交

近期,由突尼斯开始的部分中东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其中的利比亚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表现,尤其是中国短时间内通过海陆空从利比亚成功撤出3万多名中国公民更为国内外所瞩目。从利比亚危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来看,中国外交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特点和趋势。     

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的冲突——评“郎顾之争”的法理问题

“郎顾之争”虽然是在经济学家中展开,但也反映出深刻的法理学上的问题。本文先阐述了“郎顾之争”中反映出的在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形式合法性危机,然后总结并在法理上分析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社会长期稳定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执政合法性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其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演进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消解——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组织部分,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影响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危及政策主体的权威性和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政策系统自身的特点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共政策价值追求模糊且冲突,政策决策者的自负和自利倾向,公共政策参与低效等原因都会引起政策合法性危机。与传统代议制民主不同,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审慎而理性的商谈来参与公共生活,以此来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民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消解政策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有利于发挥公共政策本身的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救灾催生法律进步

上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2008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如此一来,救灾与重建工作获得来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合法性。以法律固化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使各地于突发事件中有章可循,此前已有很好的先例。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在研究总结抗击非典工作基础上,     

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

在危机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通过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并降低危机事件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巩固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试分析政府的危机事件应对举措对其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一项初步的经验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更替。本文简要回顾和总结了古代民本主义和近代民主主义有关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八条途径。随后,作者对2000年以来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63个案例进行了初步的经验研究,据此回答了地方政府创新是否和通过何种途径增强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限度问题。     

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对合法性本质、来源、基础的分析提供了认识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工具.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出敏感性、普遍性、爆发性及层面深的特征,其原因可以从现代性的挑战、转型带来的政府"超载"、阶级和阶层冲突以及公共权力失控中找到.合法性的维护应致力于创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