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的人学思想探析——以《人论》为基础

在《人论》一书中,卡西尔在总结了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的各种理论后,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的本质特性在于劳作,即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在卡西尔看来,符号的各种形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既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又彰显了人性的不同方面,而且所有形式都指向人性的解放。尽管卡西尔的人学思想有所不足,但其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发展仍有着独特的贡献。     

卡西尔哲学的动态符号品性新解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解答了康德的哲学问题,把静态的理性批判转变为动态文化批判,以语言为进路,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哲学。其哲学的动态符号品性改造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以"符号"为媒介,以"形式"为本质,以"构建功能"为主题,开辟了一条现代哲学的新途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恩格斯的诠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同时提出辩证而又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概念,从而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二重化了。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黑格尔渊源

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符号形式的哲学闻名于世。世人皆知其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主要渊源于康德哲学一脉,却因此而忽略了其符号形式哲学体系架构中蕴涵的对德国古典哲学另一大师黑格尔之思想的内在继承。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框架内呈现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李瑞环的“历史观”

李瑞环同志的新著《学哲学用哲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读来受益匪浅。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不仅是运用辩证法的高手,而且还是历史感很强的智者,他的历史观,凝重、睿智、达观、清醒,他以一个政治家几十年的亲身体会,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继承历史,创造历史,可以给人们很多启迪。“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同)的确,一个人,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不论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默默无闻终此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都会在历史的纪念碑…     

大历史观的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

大历史观是一种观察历史和社会的思维、视野和科学方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大历史观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分析和把握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从横向的空间视野来审视和把握该历史事件和与之相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总体史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历史事件在其所处的综合网络中的历史坐标,从而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大历史观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分析历史事件的科学思维与方法,是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     

从静态到动态的先天形式——卡西尔对康德认识论的超越

卡西尔不仅是西方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也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他通过吸收现代数理逻辑思想,在自觉运用功能论与批判哲学先验方法的基础上,对康德原本静态的先天综合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推进,提出了动态的先天形式思想。卡西尔还把康德哲学建构论原则推广到人类文化活动领域,认为文化形式具有对于经验的赋义作用,从而扩展了康德的认识论。对卡西尔与康德有关思想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对先验哲学的理解以及卡西尔哲学内在逻辑的把握。     

马克思“人民历史观”的中国化路径

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出发,在探究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实践中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科学论断,强调人民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人民历史观"重在"中国化"这一原理。"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人民历史观"渐进性中国化历程。     

马克思历史观的双重向度与逻辑构架

马克思的历史观具备双重的理论向度,即历史客观性的现实基础与主体性的社会关系,而其深层逻辑构架则表现为在科学的方法论语境中,以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为逻辑中轴,把再生产理论作为二者的中介,并最终指向人自身的解放逻辑的总体建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有其特定的生成和发展逻辑,它是回应时代的呼唤,并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     

论召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召公则被忽视。其实,召公对我国思想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可与周公媲美的。这表现在召公:就如何对待"天"及发展西周王朝,提出了"天不可信",振兴西周王朝这决定于我——"时我",推进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处在共同体中的"休(美好)"、"恤(忧患)"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防止"休"向"恤"转化,此实为和谐哲学的雏形;提出了"弥性"的性善说和"节性"的性恶说,开启了我国人性论的先导;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新思想;提出了要以夏、殷"不敬德"而亡国为鉴。其"不敬德"的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贪婪腐败"。故以夏、殷为鉴,就是要以其"贪婪腐败"而亡国的教训为鉴,从而揭示了一个国家政治清廉则兴,贪婪腐败则亡的历史规律;召公为政清廉,为民不扰民,以利民便民为务,这既是"敬德保民"思想的身体力行,又是其平民化思想的标志。总之,召公对上述六个方面的论述的深刻性超越了周公,对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应充分肯定其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精神观初探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民族得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是大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自主创新精神和开放包容精神。对民族精神进行系统总结与归纳,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重温姚斯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

文章重温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姚斯及其学术思想，用成语“一波三折”简要地概括其学术思想及发展，同时发掘出他作为文学史家受到忽视的事实，以此对20世纪80年代绵延至今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做出反思，并提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若干建议和设想。     

时代剧变推动下近代史学演进大势(下)

三、封建帝制崩溃前后"新史学"的倡导和推进戊戌维新虽然被顽固派扼杀了,但戊戌运动由此开启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至20世纪初年,由于空前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逐步形成的共和革命思想的推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局面,掀起了输入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用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道路的进步潮流。十年之间,雨后春笋般地刊行了大量译著、杂志和报纸。梁启超对当时情况有过生动的概括:"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     

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与问题意识

由于观念以及历史的原因,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长期处于低谷,但伴随着19世纪末西学东渐思潮以及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冲击,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升温,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内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问题意识。而这些研究范式和问题意识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中的女性,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和历史进程,从而带动我们重新理解这个不仅仅属于男性,同时也属于女性的共同世界。     

马克思主义公私观与中国改革

公和私是表达事实存在的中性名词.公和私的关系有差异、对立、统一、合一等多种形态.把公私与善恶分别对应联系起来是仅限于公私截然对立时才成立.私是个人的社会存在和认识局限所必有,它可以成为社会发展之公的动力,而大公无私是对私的升华和超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把握公和私在差异中的统一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科学的公私观则是解读中国改革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下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权力观的错位。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从制度层面上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阻断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最终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