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tate Street”到“Bilski”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依职权审查”

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依职权审查”的范围在实践中发生了争议,争议的起因是理论上对于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的性质、目的、功能和原则的理解偏差.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是专利审查程序的“补漏”机制,仍然是专利审查行为的组成部分.在法律适用中,对于审查目的和“公共领域”、“审查效率”的考虑优先于“形式中立性”,但是不以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机会为前提.     

电子商务环境下商业方法专利的创造性审查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商业方法因其内涵的技术特征而逐渐被各国接纳为可专利的主题.我国亦然,但尚无具体的审查标准.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尤其是创造性标准,因其对各国产业政策的重要影响而成为各国专利制度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比较法为视角,以创造性审查的步骤为线索,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实质审查之创造性的审查标准进行探讨.     

浅谈专利审查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专利审查是一项行政审批工作,而行政审批中包含有自由裁量权,如何能够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平衡申请人与公众的利益,是每一位专利审查员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文中首先指出专利审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介绍了什么是“程序正义”以及“程序正义”在专利审查工作中的作用,并结合具体案例的审查实践进一步说明坚持“程序正义”的专利审查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质疑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的“衔接式”保护

现行的《专利审查指南》赋予同一申请人就相同的发明创造享有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衔接式”保护。这种“衔接式”保护不仅违反了禁止重复授权原则,而且造成了专利申请量的虚高和专利审查程序的复杂化,加重了专利局的审查工作负担,延长了同一发明创造的保护期。因此,必须废除《专利审查指南》所创设的“衔接式”保护机制。     

美国"公众专利评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专利申请量的迅速攀升,如何在加快专利,审查速度的同时保证专利质量,成为现代专利审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专利审查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介绍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公众专利评审”平台,分析其实施成效。最后探讨“公众专利评审”对我国的启示。     

论“商业成功”的创造性认定标准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 “商业成功”成为专利获得创造性认定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而自商业成功被纳入创造性评判标准以来,几乎没有一件专利申请因主张商业成功而最终被认定具有创造性.其原因在于,商业成功与创造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而现有审查标准要求二者关系的建立,应以区别技术特征直接导致商业成功为前提,而非广告宣传等其他因素所致.如何证明商业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区别技术特征而非其他因素,成为专利申请人、专利审查员和法官面临的重要难题.在鼓励技术创新、激励技术市场应用日益成为国家乃至世界趋势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此类专利申请,明确其审查标准,更加灵活地处理此类商业成功专利创造性认定问题.     

论商业方法专利的“技术性”标准——以欧洲专利审查实践为研究对象

商业方法成为《欧洲专利公约》意义下"发明"的决定性要素是具备"技术性"。对"技术性"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欧盟内部在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上出现分歧。欧洲专利局主张降低客体审查的要求,并主要通过创造性审查来保证商业方法专利的"技术性";英国与德国坚持在客体审查阶段完成对商业方法"技术性"的考察,但具体方法不同。欧盟整体上仍坚持对商业方法专利的授权设立较高门槛。我国专利行政部门应坚持对商业方法申请进行客体审查,并在创造性审查中借鉴欧洲专利局的成熟经验。     

论商业方法软件专利保护的创造性标准—美、日、欧三方专利审查之比较

在讨论商业方法(Business method)和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是否适合于专利保护之初,美国、日本、欧洲等国更多关注的是在专利法理论上能否对这两种客体(subject matter)给予保护的问题。随着美国1998年State Street Bank一案的终审判决,三方专利局重新修改了各自的专利审查指南,增补了许多有关商业方法软件发明的审查指导意见,可以认为目前三方专利局已不再注重这两种客体的可专利性问题的讨论(尽管在国际社会上,有关商业方法软件能否构成专利保护客体尚有非常对立的观点)。三方专利局更多关注和讨论的是商业方法软件发明的具体判断标准,即专利审查的第二道门槛②:专利三性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三方专利局在有关商业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发明上对创造性(non-obviousness or inventive step)审查要求的比较研究,分析三方专利局在创造性标准上的异同,以此对我国制定相关审查政策提供参考。     

美国《专利客体适格性审查指南》的最新修订及评述

因应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变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在近十年里频繁修订《专利客体适格性指南》(PEG),前五年的内容变化较大,但随着2014年之后Alice/Mayo测试法的确立,近五年的修订集中在对该测试法的小修小补之上。2019年两次最新修改就是完善该测试法、提高法律适用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努力。此次改革成果主要表现在归纳、提炼了近年司法判例,对抽象概念等司法例外予以类型化,而且细化了判断“指向司法例外”的步骤,从整体考虑司法例外是否被“整合”成适格的实际应用。这为审查员和业界提供了较清晰的指引。但如何明晰关键概念的范围,判断成功“整合”成适格客体,尚需很多努力。而且,以往可能会被驳回的许多专利申请,可以藉着新指南的要求进行修改,从而通过客体适格性的审查。我国新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所构建的客体审查制度是我国现有专利实践的总结,与美国虽有不同,但落脚点实质相似。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众专利评议计划评介

介绍美国专利商标局实施的一项公众专利评议计划,并对这种借助外部专家力量提高专利审查质量的做法及其产生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供了一种借鉴“公众专利评议”的可操作性方案。     

浅议专利审查程序中听证与效率的平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履行专利审查职能。对于发明专利申请,专利审查程序包括初步审查程序、实质审查程序和复审请求审查程序。听证原则是在三个程序中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程序节约原则,又称效率原则,是行政审批流程中的天赋原则。要正确权衡和把握听证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的关系。与实质审查程序衔接的前置审查程序是复审请求审查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前置审查的作用、合理运用证据是实现听证与效率统一的有效措施之一。     

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这专利“三性”标准的形成及每一标准的内在演进都遵循了特定的历史顺序.实用性最早诞生,并从模糊走向清晰;新颖性紧随而来,从相对变成绝对;非显而易见性产生较晚,变化也最为复杂.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体现了经济政策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并仍因这种影响存在变动的可能.上述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对“三性”标准的适用应符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概括性语言在专利审查和侵权救济程序中的解释

现行审查指南和司法实践对包括功能性特征和上位概念在内的概括性语言的解释不同,产生了一些弊端。从语言的特点“、概括”的实质和方法、现行审查实践的效果、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及行政和司法效率来看,无论是在专利审查阶段,还是在侵权救济阶段,对概括性语言的理解都应限于说明书和附图所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从而与司法解释中关于功能性特征的反向等同原则一致。该原则与专利审查基准及侵权判定和抗辩原则能够相互协调与配合。本文也包括了对最新司法解释法释[2016]1号的讨论。     

“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与再生

固守“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该制度设计以违背既有法律体系为代价而倾向于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否符合效益原则？本文作者认为．19世纪之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确立宣告了罗马法中确立的“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现代社会的发展又为“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提供了再生的土壤。“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是债权相对性及其与物权并存时物权的优先性原理的逻辑结果，目前我国实行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合理性值得推敲。     

抵触申请中的相关问题分析

抵触申请的规定是为了在专利申请审查中防止重复授权而制定的,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体系中关于抵触申请的相关规定、防止重复授权的审查基准以及是否自我抵触的原则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提出我国现阶段比较适宜采用的专利审查原则的意见建议。     

日本专利早期审查制

2011年11月1日起,中日专利局之间互相制定了PPH项目用来加快专利审查的速度,使专利可以快速授权.对于专利快速授权的制度,目前日本专利局还实行了优先审查制度( Preferential Examination)和早期审查制度(Accelerated Examination)等加快审查程序,在条件允许时,我国的专利申请可以对此加以利用.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

如何确立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是当前国家赔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立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本文在对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违法责任原则等观点进行客观分析之后,提出了正确确立我国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家赔偿应当确立“违法与明显不当责任原则”的观点。     

借鉴“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之构想

刑事免责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证据强制是适用刑事免责的一个重要证据规则。本文阐述了“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的立法背景、二者的内涵关系以及适用的范围等 ;论证了我国确立“刑事免责”制度与“证据强制”规则的必要性 ,提出了借鉴其合理内容的一些构想 ,认为在我国确立“刑事免责”制度与“证据强制”规则对于缓解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困难有较大作用     

聚焦“辩诉交易”

产生于美国并以美国最为发达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是指法官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定罪量刑协议予以正式审查并予以确认的简易审判程序。大陆法系国家也参照美国的“辩诉交易”模式确立了自己的特殊简易程序,如德国的“诉讼协商”,意大利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我国司法机关由于受刑事案件不断增长而司法投入严重不足的巨大压力,在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改革中开始关注“辩诉交易”制度,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于2002年4月11日在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作出。①这种冒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风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引起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权威人士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