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

当今治理问题离不开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因此有必要探讨政府通过何种机制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如何才能帮助政府改进治理能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依赖于一系列的环境条件:政府需要顺应社会规律小心翼翼地介入社会,以使社会良性发展;社会需要社会资本、自主性和参与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政府治理的良好基础。而要使双方的互动走向合作关系,还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的自主性、双方互动的初始状况、互动过程的资源依赖情况以及微观的机制设计。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启示

正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广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建统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要根本转变政府统治的唯一权威,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在共同实施公共管理中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善治"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的过程。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上海社区防控疫情的有效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上海这些年来坚持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实践的检验。上海各个社区通过"强办法""硬办法""严办法""好办法""暖办法",以绣花般的精细和韧性,织起一张防疫安全网,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上海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夯实治理基础,提高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共治机制的构建

社会治理解决的不仅是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问题,关键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转型要求政府与社会由高度的同和关系,转向合作、和谐与共治的关系;社会治理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系统性和协同性,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社会与政府关系的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需要构建政府与社会和谐的共治机制。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