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干部考察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以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中央执委、政府能源部副部长吴丹泰为团长的巩协干部考察团一行8人，于8月20—30日访华。     

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干部考察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以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巩协）中央执委、仰光市副市长吴貌巴为团长的巩协代表团于3月27日至4月5日访华。     

日本长野县日中交流协会代表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以串原义直为顾问、柄泽纪春为团长的日本长野县日中交流协会第20次访华团于5月16-19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京期间，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万国权会见了代表团，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会见了串原义直。代表团分别与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举行座谈，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由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政策顾问米歇尔·赛弗率领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团一行5人于12月2-8日访华。在北京期间，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会见代表团，交流协会秘书长徐建国同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谈。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格梅林率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社民党联邦议员格梅林女士一行于10月16—28日访华。并出席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九届中德人权研讨会”。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成仁。中联部副部长、交流协会顾问张志军、李进军分别会见了格梅林一行。除北京外，格梅林女士还访问了四川和上海。     

菲律宾青年政治家基金会代表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以众议员亚当．贾拉为团长的菲律宾青年政治家基金会代表团一行于2007年11月11-18日访华。在京期间，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交流协会副会长李北海分别会见了代表团。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访问了成都和南宁。     

“波兰家园公民协会”代表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以第一副主席耶日·西维茨为团长的“波兰家园公民协会”代表团一行5人于6月20至28日访华。双方共同举办了“中东欧及波兰转型20年”座谈会，深入探讨了中东欧及波兰转型的历史背景及经验教训。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交流协会副会长朱达成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波兰家园公民协会代表团访华

应我会邀请，以副主席维斯瓦夫·克里姆查克为团长的波兰家园公民协会代表团一行6人于2006年5月13—21日对华进行友好访问。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李北海会见，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徐建国与代表团进行了工作会谈。代表团还拜会了民政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经济联络中心等单位。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访问了云南省昆明市、丽江市。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格梅林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德国联邦议会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赫尔塔·多伊普勒－格梅林于6月3—8日访华。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王志珍，常务副会长李成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分别会见。格还拜会了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和民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格还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做了题为“德国基本法60年”的演讲。除北京外，格访问了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杨刚会见。     

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代表团访华

应我会邀请，由主席梅纳尔迪、名誉主席古博特率领的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代表团一行9人于6月9—17日访华。在京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周铁农会见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就中意两国关系和中国全国人大与意大利议会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美国学者，现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麦格达伦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波夫妇于6月17—22日访华。交流协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会见．交流协会理事马辉与哈尔波进行座谈。哈尔波夫妇还分别拜会了外交部美大司、     

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在利益与冲突中发展前行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反复曲折,但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日益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是推动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基础;不断增多的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共赢的愿望成为维系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中美综合国力的消长使两国力量结构渐趋平衡,为双方平等对话、发展关系创造了条件。40年来美国对华定位的摇摆一直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成为中美关系起伏曲折的主要原因,其中,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对抗性的消极因素,而台湾问题则是影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