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行为与技术外溢效应探讨——兼论浙江引进外资促进民营经济提升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独资和组团方式进入趋多、外资对先进技术溢出效应的控制趋于严格的特点,应注重以外资的产业关联性带动民营经济产业升级,以技术外溢效应作为引资的质量标准,制定合资进入方式及高技术投入和技术溢出的外商投资政策,树立以股权换技术的观念,实行内外资平等政策,建立民企利用外资的支持系统,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内外资融合,以提升民营经济竞争力.     

从“政策性开放”到“体制性开放”——学习“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一点体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实际上提出了从"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的任务,这是个质的飞跃.对外开放的主要手段、基础性机制和企业的主体地位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对外开放不仅是一个"基本国策",还将发展成为我国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个飞跃,将有利于把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防止改革与开放"两张皮"的现象;有利于把涉外经济与国内经济有机地统筹起来,防止国内经济与涉外经济"两分离"的现象;有利于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改变"对内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的状况.     

“一国两制论”同“社资混合论”具有本质区别

前几年,由于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合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以下简称"混合论")."混合论"者鼓吹,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推进,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将混为一体.特别是"混合论"者歪曲"一国两制"这一理论的创立,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合的有力证据和象征,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一国两制"这一重要理论根本不同于"社资混合论",它们两者之间具有本质区别:其一,从两种制度存在的方式来看,"一国两制"所规定的是两种制度并存,也就是在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而不是混合在一起.除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外,我们允许     

从“双和”视角透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都是与"双和"理念交织在一起的。"双和"理念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中长期未能得到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为"双和"创造基本条件以至于"双和"逐步获得观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和"已实现从理念到模式的跃迁:从理念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和"命题已构成了"一体两翼"的理论架构;从模式层面上,中国已在实践中构建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模式。从"双和"视角透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论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现实选择

我国现行税制就总体结构而言,流转税比重较大,所得税比重偏小,"双主体税制结构"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增值税的改革应将生产型增值税直接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适当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消除消费税的调节错位现象;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规范扣除费用,采取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而且好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强有力的税收征管与之相配合.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困境与对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自80年代中期提出后，被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重视和运用根据我国国情，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对策是：引导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鼓励内资主导的一般性贸易通过自主研发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内外资共进的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外资并购”现象探原和对策

1992年以来,国内出现了外商收购和兼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象。外商收购和兼并国有企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外商通过购买产权的形式收购国内非公司企业;另一种是外商借助证券市场控股国内上市公司。面对“外资并购”现象,如何正确地认识它?如何正确地对待它?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     

“强将“如何与“强兵“相处?

"古语云:强将手下无弱兵",说的是有了精明强干的领导,一定会带出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却不尽然,有些须群体中将强兵也强,从个体来看,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这个群体的整体效能却并不突出.甚至个别的集体还出现了自相搏杀的内耗现象.可见,如何处理好"双强"关系,如何实现"强强联合",对于争取最佳整体效能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策溢出效应：概念廓清、类型划分与机制探究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系统整体协同的改革要求，综合考虑政策可能存在的溢出影响对于科学精准施策和增进制度势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单一或某类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缺少从整体视角探究政策溢出效应的普遍规律和底层逻辑。本文从错综复杂的政策溢出现象入手，旨在厘清政策溢出效应的概念本质，提出划分政策溢出效应类型的不同维度，总结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的核心机制和影响机制的因素。未来需要深入讨论如何从政策全过程更好预见、监测、评估政策溢出效应，从方法、程序和技术上如何予以优化，从而更好应对政策溢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法与党纪:“双笼关虎”的制度逻辑

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腐败,其害猛于虎。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然成为中国反腐败的主旋律。这里所说的制度,虽然包括不同层面的制度,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法和党纪。正是由国法和党纪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体系——"双笼关虎"的反腐败制度体系。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主要是指把权力关进国法和党纪的笼子。然而,国法与党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制度结构逻辑来看,国法与党纪共同构成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地位逻辑来看,国法高于党纪;从制度执行逻辑来看,党纪严于国法;从制度发展逻辑来看,必须将党纪与国法衔接和协同起来,才能收到"双笼关虎"的制度功效。     

“特色”与“特区”

今 年是 邓小 平 百 年 诞辰 ,又值 中 华 人民共 和 国建 国 55 周 年 。 从 报刊 、广 播、电视 、网 络 大 量 的 文 章 节 目 中 ,从 人 们 对 他的 真 切 怀 念 中 ,我 感 到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总设计 师 的邓 小平 同 志 ,似 乎 从 来就 没 有 离去,他其 实一 直 就在 我们 中 间。 25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中 国 式 ”的 社会主 义 ,从横 向 看,既 不 同于 世 界 别 国;从纵向 看 ,也有 别 于自 己过 去 。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之所 以 成 功 ,我 以为得 力 于总 设计 师 邓 小 平 “做 模 型 ”、“建样板 间 ”的方 法 …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着重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和历史地位等。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的关系。“两股进步潮流”与“两个先锋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     

“棉花刘”变成“抢手刘”

年轻时,他首创亩产皮棉超百斤纪录,是远近闻明的"棉花刘,离休后,他带领农民科技致富,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争着抢着让他去讲课搞培训,人们又开始叫他"抢手刘",他就是彰武县离休老干部刘承福.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判断标准,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两个务必”与“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作为反映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牢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李海涛 @张成林~~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